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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看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同志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草案。这些文件经过军委审定之后，军队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思想，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好，很必要。这次会议，中心突出，主题明确，精力集中，越开越好。会议的风气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原则问题又不含糊，给下边作了好样子。总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一九三○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过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敌情，做不到知己知彼，就要打败仗。
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复多次地讲了这种观点，这种作风。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社，附近有工厂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韦国清同志的报告中对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地研究。
后勤现在也在开会，也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另外，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
以上讲的，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军队揭批“四人帮”总的情况是好的，我不多说了。但是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搞深搞透，进行到底，决不能捂盖子。
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