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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第二个，就是人事问题。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赵紫阳同志也提到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次全会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公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这次会议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同志们还有什么话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宣布第六次中央全会胜利闭幕。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本来今天是来听会的，但是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了，或者根本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好像我们党里有一种风气，就是在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谁就是好干部。不客气地讲，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可以回想得起来，一九六四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就是了。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不是老同志带头，选人也不会积极，你就是勉强下命令选了，也不一定选得那么准，其中有一些同志还是考虑，看哪一些人是拥护自己的。我们可要谨慎，“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他们的能耐之一就是吹呀，捧呀，实用主义呀，有利的事情就干哪，可相当灵活哩！老同志很容易上当。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
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现在我们选择的人中间，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还会淘汰下去的。比如说现在先定他五万。这五万，是准备三五年之后，七八年之后，到领导机构的，就是到省、市、部这一级（大的工矿企业也相当这一级）准备将来接替的，其中突出表现好的要到中央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七八年之后四十七八岁了，也并不年轻了。如果现在五十岁左右，七八年之后就接近六十岁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比较年轻，一般都是六十岁左右了，六十岁以上的占大多数。七八年之后，大家都接近七十岁或者七十多了，还行哪？所以这件事要认真地严肃地来议一下。
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做工作，去了解，去发现。有什么标准呢？就是六十年代的（主要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一年十万，就是六十万人。如果加上中专，近二百万。这些人是比较有专业知识的。很多材料反映，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大学毕业的，绝大多数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人大体上年龄四十岁左右。我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发现的那个副厂长，是“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毕业的，今年三十九岁。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不好的有，但大量是“逍遥派”。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同志，他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受打击的。“文化大革命”时受打击，这是一个政治标准。像这样的人，是不是人才呢？他现在已到大厂副厂长这样的岗位，再加以培养，进进党校，或者放到另外的工作岗位再锻炼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像这样的人，只要我们注意，就很容易发现。一般都觉得这样的人太嫩了，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叫“骄傲”。“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我说有人才，不只是五万，甚至是十五万。有专业知识的，我刚才只说了大学、中专毕业生，还有自学的，也是大量的。对象是有，问题是我们去不去选。陈云同志讲的有一条，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我建议，请同志们议一下，我们提出五年计划好不好？最好是四年，到一九八五年为期。干部问题，我建议订两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头五年要选到比如五万人，把他们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锻炼。这五年，我们部的领导成员，司局一级的成员，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逐步做到各占多大的比重，提出一个要求。到第二个五年，我们又要做到哪一级领导成员（比如省、市、自治区级，部长级），除特殊情况以外，不超过多少年龄。大家研究一下，可不可能？这是讲具体化。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正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现在有些单位执行得比较好，有些单位执行得差一些。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十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这个事情，在前五年我们可能办不到，是不是可以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比如一个部，三五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的领导干部呀？这是一大改革。我们的官僚主义与此有关，好多事情行不通与此有关。一个部，顶多四个副部长就够了嘛，更不要说司局了。司局为什么还要那么多副司长、副局长呀？顶多两个够了嘛。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现在机构的臃肿是分不开的。当然，前五年有个交替问题，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时间。中心就是头五年真正能够选到五万左右五十岁以下的、四十岁左右的、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这几种年龄的干部也应该有个比例。然后设想干部制度、机构怎样才比较合理，在后五年通盘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是这个前五年。前五年，那就要在座的各位负责了，到后五年在座的有几个在呀？有几个还能顶着上班？很难讲。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就讲这些。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前些时候我同胡耀邦同志说了，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刚才提出的需要进行批评的作品、观点，只是一些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章，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不一一列举了。《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的思想界比较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