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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年春天，艾雯却几乎要被毁掉了。那天晚上，鲍小萌迟迟不归。她一次又一次地站到路口上去眺望。后来，天完全黑了，夜风也—阵紧似—阵地吹起来。她沿着鲍小萌去田野干活的路，一路找过去。夜色苍茫，她轻声呼唤他的名字，然而，世界无声无息，只有夜风掠过树梢时的沙沙声。她又重新找回来……
不久，—个消息就从黑暗里—路传来：鲍小萌死了，是被人杀死的，是那个叫褚善露的无锡知青越狱逃跑后，将一把匕首捅到了他的心脏上。
鲍小萌被杀死在芦苇丛里，据发现的人说，他躺在那里，像在那里睡觉。
艾雯—听到这消息，当时就跌倒了。我们将她送进医院。在那里她输了一周的液。停止输液后，她在病床上又继续躺了一周。出院那天，我们不少人都去接她，她瘦得更像—张纸。又休息了些日子，她终于又走上了讲台。她用枯涩的眼睛望着我们，很久，才向我们讲话，声音像微弱的风吹过浩淼的水面。
高三第一学期将近一半时，她得到上头来的通知。通知上说，同意她调到上海去工作了。她准备离开油麻地镇的那些日子，恰巧赶上了油麻地镇开往县城的轮船坏了，拖上岸修理，使她不能离去。她等了几日之后，对我说：“我不想再等了。”
星期天，我借来了一只船，载着她，也载着她的行李，去十多里地外坐另一班开往县城的轮船。河水很满，伸向河心的树枝，不少已经快要与水面接触了。人从船上站起来时，可以看到堤岸那边的庄稼地以及远处的村庄。艾雯望着这些她已熟悉的乡野风情，眼中满是留恋。她微微叹息了一声：“哎，说走就走了……”
我无言地摇着橹，将她送向前方。
河水很清，清得见底，可见水中鱼虾。她有很长—阵时间低着头，望着河水。
她见到了自己的面容，见到了一些混杂在黑发里的白发。
我有点累了，停—橹来，让船暂且顺流着往前漂去。
“我老了。”她轻声说道。
“你不过才三十出头。”
“可比你大了了多少？”
“才大十三岁。”
“才大十三岁？”她微微摇了摇头，“大十三岁还少吗？”
船往前漂着，我偶尔扳一下橹，将秀摆正。
她望着我问：“喜欢陶卉吗？”
“我不知道。”
她笑了，“你已经十八岁了。”
我把她送到了船码头。往岸上搬那两箱子书时，她只让我搬上去一箱，另一箱却要留在船上，“我们一人一箱。”
我—下子局促起来，“我没有东西送你。”
她打开她的小箱子，拿出了我的两本作文，“我抄的那两本你留着，这两本底稿就留给我。”
轮船开出时，她站在船外边，一直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轮船消失了，机器声也消失了，大河仿佛一下子笼在了洪荒里。
我坐在那箱子书上，忽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
第五节
割了麦子种水稻，麦子抽空了地力，种水稻时总要狠狠地垩田。我们那地方，初夏时各所学校的学生总要在一两周的时间里，抽出很多时间去割草沤绿肥，好在麦子收割后弄到地里去插秧。油麻地中学有许多地，需要许多绿肥，那些天的下午，我们总是去割草。附近的草割光了，就到远处去割。我们班跟附近村子里借了一只木船，一路上跟着大队人马。我们割了草，就往船上抛，等草把船堆得满满的了，就把船撑回去。我们这些人散落在河边、塘边、大堤下、田埂上，—会儿近了，—刽远了，一会儿几个人碰到—起，—会儿又是一个人独在一处。我们互相叫喊着，呼唤着，或大声地唱着。那些天，我们身上从早到晚散发着一股青草香。野外总是有情趣的，恨不能一辈子永不进教室，就永远在这田野上嬉闹。
那些天我很兴奋，甚至有点疯。一会儿“呼哧呼哧”地割草，—会儿大喊大叫，—会儿又与刘汉林他们在大堤上打成一团。
也有安静的时候，那就是在陶卉唱歌的时候。
我们正割着草，响起了陶卉的歌声。她的声音很轻很细又很纯净，或是从金黄的麦地那边，或是从绿汪汪的芦苇丛里传来。
这时，我的动作一下子就会变轻。如果只有我—个人，我还会停住动作，凝神倾听。
她的声音总那么小，像—根明亮的游丝在田野上飘。那是—个没有成熟的女孩的歌声，温馨，带着几丝婴孩的腔调。
显然，大家都在听她唱歌，因为整个田野都很安静。
陶卉的歌使我觉得天空明亮了许多，空气清新了许多。
五月，真是个迷人的月份。有时，我累了，躺在无人走来的河岸上，望着万里云空，听着河水的潺潺，心里有说不出的甜美，有时，胸中还会升起—股稚拙的浪漫的激情，甚至无缘无故地在眼角滚下几颗可笑的泪珠来。
那些天，我心情确实很好，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皆是可爱的，人也便有了一些痴迷的神态。总爱凝眸，喜欢长时间地盯着一枝银闪闪的芦花或—片摇曳不停的荷叶。我的目光能随着一只鸽子的飞翔长时间地追随着，直至那只鸽子飘逝在河湾的尽头。一切都很美，天边一朵浮云很美，地头一株小树很美，水上一只小船很美，夏莲香头上的蓝花很美……
那天，我在一条长长的田埂上遇到了陶卉。她从南往北割草，我从北往南割，我们互相发现时，两人之间就只剩下十来米远了。四周是茫茫的麦田。我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互相望了一眼，把头低下去，装着很自然的样子又去继续割草。
四周竟然没有—个人。我仿佛—下子陷到了梦境里，想见到人，可—个人也见不着，似乎这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不知道是该往前割去，还是转身往回走。她似乎也是这样。
远处，响起夏莲香的呼唤声：“陶——卉！——”
陶卉站起身来，朝夏莲香摇摇手，“我在这儿！——”说完，他转身走去，越走越快。到田埂尽头时，她索性小跑起来。
我觉得，在夏莲香呼唤她的时候，她仿佛夜晚在恐怖的荒原上忽然听到了前方传来人的呼唤声一样而感到兴奋。我也是这样。
我久久未站起身来。我害怕被人看到我也在这条田埂上。过了很久，我钻进麦地，钻到了另—条田埂上。
傍晚，在谢百三的招呼下，我们聚拢来，一起往学校走。因为我会撑船，谢百三便让我把船撑回去。我撑得极认真，极卖力，因为船头上坐着几个女生，其中包括陶卉。我把船紧紧地靠着岸边，把竹篙紧紧地挨着船帮，一下一下地插下去，埋下屁股，双手抵着竹篙，直把竹篙抵得弯弯的像张弓。船上虽然装满了草，但还是在水上“扑哧扑哧”地行驶着。我总能在竹篙拔出后，又将它放在船后进行摆动，准确地把握它的方向，使船头既不撞到岸上去，也不离岸太远。水中的芦苇在船边弯曲下去，与船体相碰，发出刷刷声。我觉得自已很能干，也很潇洒。
走回去的同学早守在学校水码头上，等着下草。
我把船很准确地靠到码头旁，然后将竹篙从船的外侧插进水下泥里，又跳起来，双手抱住竹篙—用力，竹篙便把船牢牢地别在了岸边。
我累了，在船尾坐下。
当草下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马水清跳上船来，说已拴了绳子，不用竹篙别了，便把竹篙拔了，往岸上拖去。当我发现他的阴谋时，已经迟了。他看准了船上正巧只剩下陶卉与我两人时，突然用竹篙将船猛然推向了河中心。
我大喊：“竹篙！竹篙！”
马水清把竹篙拖到远处树林里去了。
这时天色已晚，船滑向河心十几米远，就瞧不清岸上的人了。我跳进河里，拚命向岸边游来。到了岸边，我用手抠了一把烂泥就去追马水清，可是他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突然想起了船上的陶卉，便又不声不响地走到河边。这时，我听到河心的船上，陶卉在“嘤嘤”地哭。那帮家伙都跑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岸边像个傻瓜。
不知陶卉是因为一个人在船上害怕了，还是因为被人开这样大的玩笑而感到伤心，哭声大了起来。
我跳下河去，迅捷地游向木船。我摸到了船绳，然后用嘴将它咬住，拉着船用力向岸边游去。
我把船紧紧地靠在水码头上。
陶卉哭着下了船，并且一路小声哭着走去。
我实在没有劲了，就在水码头上坐着。
白麻子来了，叫我：“林冰，到食堂来吃晚饭吧！”
我—口气喝了三大碗粥。
白麻子点亮了灯，朝我笑了笑，说：“我跟陶矮子，有几十年的老交情……”
第一节
我在黑瓦房读高一时，赵一亮在红瓦房读初三。我在黑瓦房读高二时，赵一亮却没有能到黑瓦房读高一。油麻地镇初三学生太多，不可能个个上高中。推荐时，镇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
他从此便与黑瓦房永远无缘，与学校永远无缘了。
有很长时间，赵一亮闭门不出。最初几天，他几乎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房门一关，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也不睡，翻着白眼看房顶。他母亲很担忧，怕他的脑子出问题，就总在他的房门口转，叫他起来吃东西。他倒也不发火，只是说：“我不饿。”人便—天—天地瘦下去。
他母亲便来学校找我，“林冰，你和—亮玩得那么好，也不去看看他。他整天躺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
我早想去看他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合适。从前那个傲慢的、总是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绝不肯在人底下而只能在人头上的赵—亮，总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人倒霉了，你去看他，并且你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比他优越的位置上，他会怎么想呢？我这人，似乎很小时就对人情世故很敏感（岁数大了之后，反而迟钝了许多）。去看—个倒霉的人，真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看他吧，对方也许会想：好，你现在比我强了，就瞧不起人了。去看他吧，对方也许会说：你来显摆了，你来看我笑话了。
即便是这两者都不会有，还有可能无端地让人家自卑。若是这样，去看的人，岂不又无端地增加了一份歉疚？
“有空去看看他吧。”赵一亮的母亲说。
既然他母亲这样希望我去，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那天下午，我就去了。我敲着他家的院门，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走过来。
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你来了！”他母亲见了我，很高兴，“他在家呢……”
说着将我一直引进屋里，走到赵—亮的房门口喊：“—亮，林冰来啦！”
房里没有声音。
他母亲提高了嗓音，“一亮，林冰来啦！”
“谁呀？”赵—亮在里头含含糊糊地问。
“我，林冰。”
赵—亮将门打开了，“林冰。”随即舒展双臂，双眼闭着打哈欠。那双臂抻得很用劲，仿佛练臂力把五根弹簧都拉开了。他的样子，很慵懒，很舒适。然而，我并未从他脸上发现熟睡的余痕。
“你在干吗哪？”我问。
赵—亮双手往上捋了捋头发，“没事做，睡睡觉。你学习忙吗？”
“还行。”
“我是念不成书了。不过这挺好。我本就不喜欢读书。读与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又怎么样？再读几年，不还是回乡务农？想起来，读书真没有太大意思。
我现在不读书了，在家睡睡觉，拉拉胡琴，比读书舒服……“
我们正谈话，他母亲出去包了一纸包熏猪耳朵回来了，倒在—个盘子中，浇了些酱油，放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赵一亮轻轻拉着我的胳膊，“吃点东西。”
我和赵一亮面对面坐下来，中间是—盘切好了的猪耳朵。他吃得很香，猪耳朵的脆骨在他雪白的牙齿间咯吱咯吱地响。他不时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他母亲说：“妈，再来一点酱油。”
“妈，有蒜瓣吗？剥两颗。”那盘子，冲他的那一面，不—会儿就快要见底了，而我这一侧，却还像河岸那样矗立着。过了—会儿，这“岸”就向他那一侧坍塌了下去了。他—边吃，一边向我不停地说话，说他新搞到了几首二胡曲子，拉起来很好听，但常要换把位，有时突然地要换几个把位下去，难度挺大，但现在对他来说，已完全不成问题了。
我在他家待了一两个小时，觉得赵一亮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心里倒也坦然了。
他送我到院门口时，依然还是从前的形象——腰杆很直，脑袋微微扬起，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走到巷头，忽然起了—个要加强“我俩—如从前”这—感觉的念头，就转身回来，准备向他要一块好松香（其实，我还有好松香）。走到他家院门口，就听见赵一亮在向他母亲发脾气：“谁让你去叫人家林冰来看我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口气很凶，并且踢翻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去的。当又—个什么东西被赵—亮踢翻之后，他父亲骂道：“你这个畜生，还问‘怎么啦怎么啦’，你干吗整天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
不想活了，门口就是大河！“
赵—亮大声叫道：“我这就去干活，我这就去干活！”
我怕赵—亮真的要出来干活，赶紧走开了。
赵—亮并没有干活，但也没整天躺着，而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拉胡琴。拉的都是—些哀怨悲愤的曲子，很投人。拉得他母亲泪汪汪的，拉得他父亲不住口地骂：“死吧！死吧！……”
拉了半个月胡琴，赵—亮突然很潇洒地旅行去了——去上海的—个亲戚家玩去了。
过了—个月，赵—亮回来了。回来第二天，他就宣布：“我要劳动了。”他所说的“劳动”，不是指帮助父亲染布。他从前的骄傲在于他家的富有，但他—直就有点鄙视这使他家富有的相传了五代的作坊活计：一双手一年四季被颜色染着，像什么样子？他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个社员，参加地里的劳动。他母亲一听说他要劳动了，就仿佛听见他说“我要活下去了”一样，眉头舒展，满心欢喜，赶紧去给他准备劳动工具。只一天的工夫，大锹、洋锹，镰刀，扁担，柳筐……就——办齐了。扁担还是—根桑树扁担，极有柔性。
赵—亮说：“我还得有—双草鞋。”
他母亲说：“从前的人做生活，要穿草鞋。而今的人做生活，不太兴穿草鞋了。”
赵—亮却说：“不，我要穿草鞋。”
他母亲马上就出去寻找草鞋，找出镇子，才买回几双草鞋来。第一回穿草鞋的人，穿不上一会儿工夫，脚就要被打破皮的。于是，他母亲就用榔头反反复复地捶打那些草鞋，直至将它们捶打得软绵绵的。怕还要打脚，在脚后跟等关键处，又缝了几层布。
赵一亮下地干活了，初时，混在人群里，不太自然。有人说：“赵大少爷，下地了！”他的脸就忽地—下红了。后来干了几天，也就自然了。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像舞台上—个演出来的“新型农民”。他总穿得那么干净（每日换两套衣服），两只裤管卷得一般齐整，草帽是新的，带子雪白，腰里束了根牛皮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从上海买回来的手表，而脚上却穿着草鞋，显得太煞有介事。他到地里劳动，他母亲就为他劳动——除了不停地给他洗衣服，还要给他端上洗脸水，还要请人帮他磨镰刀之类的工具，还要—天两次地往地里给他送吃的。
赵—亮在野外被风吹着，被太阳晒着，心情又不太坏，倒显出了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所没有的健康。那天，我在大桥上碰到了他。他正挑着空筐从地里回来，见了我，就在桥上站住了，“林冰！”声音很响。他将担子搁在桥栏杆上，双腿微微劈开，稳稳地站着，多解了一两颗钮扣，露出结实的胸膛来，右手拿着草帽，轻轻地扇着。那样子让人觉得，只有劳动才是件叫人身心愉快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遇。他说：“林冰，晚上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把你的胡琴带来。”
晚上，我就拿着胡琴去了他家。
他很不在意地向我问了许多关于学校的情况，还向我开了个玩笑：“听说，那个叫艾雯的老师很喜欢你。”
“别听他们胡说！”
他笑了一阵说：“我们拉几首曲子吧，我—个人拉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自然还是给他拉副弓。
拉了一阵，我感觉到赵—亮的胡琴拉得不及从前顺了。不管是弦上的手指，还是捉弓的手指，皆显得有点僵。我明白，这是劳动的缘故。体力劳动能使人的手的感觉钝化。—个乡下人敲你的房门，为什么不及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城里姑娘）
敲得让人愿意接受？就是因为乡下人的感觉钝化了，不知轻重，一敲门，就像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