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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挤到了舱口，舱口的铁栅栏一拉开，我们便抢先下了轮船。我们牢牢地守在出口处。船上的人仿佛憋坏了似的，拼命地往外挤，不时地把我们挤到—边去。陶卉不好意思吹她的瓷鸟，偶尔吹—下，声音也很小，含了几分羞涩。我却—个劲儿地吹着，活像—只三月春光中求爱不止、不屈不挠的雄鸟。我并不用眼睛去寻找我们的人，因为我知道要在这样混乱不堪的人流里去发现熟人，是愚蠢的。
这种时候，借助声音去呼唤，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人流渐渐稀疏下来，到了后来，像是—大瓶水倒空了，现在瓶口依然朝下，不时地往下滴出几滴剩水那样，走过—两个动作缓慢的或极沉得住气的乘客。
终于再无一个人。
我和陶卉望着那艘人尽舱空而在水上显然升高了的白色江轮，不禁陷入绝望。
我们开始转过身来，惶悚地面对着上海。傻站了—会儿，我们沿着江边的路一前一后地往北走去。陶卉不时回过头来望望我——她生怕丢失了我。她的眼神使我觉得，如果她是我的—个小妹，如果没有害臊的阻碍，她便会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与我寸步不离。
外滩的高楼使我们感到愕然。我们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楼。
当我们仰望它时，我们感到震晾，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细弱。行走中，陶卉竟然往回退了几步，仿佛目瞄的高楼使她感到了一阵恐慌。当她发觉已退至我胸前时，才继续向前走去。
走累了，我们便在江边坐下。当时，我们的目光一定很呆滞。人来人往，不时地有人转过脸来看我们——我们两个肯定将“乡下小子”和“村姑”的原形败露出来了。我有着一种深刻的异乡感。这种感觉一直保留着。今天，每当我看到北京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个或两个呆头呆脑的乡下人时，我便会立即想到当年我和陶卉坐在外滩路边的情形。
坐了一阵，我们又继续走。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我很羞愧——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孩面前丢人，莫过于没有主意。谁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当一群男孩与—群女孩在—起时，男孩们总要竭尽全力（常常呼吸急促）显示自己是—个有主意的男孩，而那些没有主意的男孩就会感到压抑，并升起—股挡不住的妒意，然后便做出一些很令别人尴尬也很令自己尴尬的捣乱行为。我想让自己有一点主意，然而脑袋像—只装满泥巴的瓦罐，就是想不出一点主意。于是，我们就在外滩一带很木讷地徘徊着。我们常常被人撞到一边，只好靠边走。
钟楼上的大钟将指针指到了下午一点。
我们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陶卉掏出她仅有的三块钱，递给我，“交给你吧……”
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这意味着我将承担起一切责任。我接过她的钱，然后将它与我的两块钱合在一起。我们一共有五块钱。我让她守着铺盖卷，然后走向江边的—个售货亭。我用—块钱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先解决了我们的饥渴。吃完了，我们就歇在江边。陶卉坐在铺盖卷上，我则爬坐到栏杆上，样子很像—只被塞足了鱼虾而歇在架上的鱼鹰。
我看了—会儿江上景色，便开始观察自己。我发现我的两只胶鞋的头已被踢破，露出脏兮兮的大脚趾来。我的衣服上，一只口袋被撕开了，一只裤脚也已扯开，当腿弓抬高时，很可笑地露出白生生的腿来。我很快还发现，我的裤裆也裂开了—道四五寸长的口子。我立即夹紧了双腿，并满脸发热。我没有—件像样的衣服。少年时，我无时无刻不被一种寒碜的感觉追逐并折磨着。
如今，我看到人家铁丝上的尿布在风中飘扬，竟然会联想到我当年总飘动着布条条的衣服。都读高中了，冬天时，我的棉裤后面还绽出棉絮来。压板了的棉絮很像猪的板油，有人看见我的棉裤时便说：“林冰，板油多少钱—斤？”因住校，不能总回家请母亲缝补，就自己补，白线，大针脚，像胃切除后缝合的针线在肚皮上留下的痕迹一样难看。遇到女生时，我便靠墙或靠树站住，以挡住屁股，等她们走远，我再离开。大概正是因为这一情结，如今我对衣着是那么地在意。
陶卉仰起头来时，看到了我的鞋和裤脚，说：“你的鞋破了，裤脚也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跳到地上（我怕陶卉看到我的裤裆），说：“我们走吧，去把串联接待站。”
我们俩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
我带着陶卉胡走—会儿，居然真的找到了—个串联接待站。
但人家不肯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没有介绍信（介绍信在召琪平身上）。在往外走时，我看见陶卉的嘴唇有点发颤，她也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便用牙齿一下咬住了嘴唇。重新走到大街上时，蝗槐涞孟窀龊⒆铀频乃担骸拔也蛔撸∥？
要回家……“
说着，眼睛里就汪了薄薄的泪水。
“总会有人肯接待我们的。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回家。”我说。
她又跟着我，继续去找别的接待站。
天黑时，终于有—个接待站（—个中学）禁不住我们一副可怜相的诉说而答应接待我们，但同时强调：只接待我们一晚，明天白天就请我们离开。
这天晚上，直等陶卉从女生宿舍中出来告诉我她已经把铺盖卷打开了，一切都很好之后，我才回到接待站为我安排的男生宿舍里。这一夜，我混杂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糊里糊涂地睡了—觉。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陶卉又开始流浪，并寻找新的肯接待我们的接待站。临近中午时，我们在连连失败之后，在—个接待站的大院门外瘫坐下来。这个接待站极大，串联队伍进进出出，像《列宁在十月》中那所集结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大学。
大门口，虽有人把门，但并不严格。如见单人进入，守门人可能过来查一杳证件，如见—支队伍过来，便信赖地闪在—边，不再检查了。我突然看见大院前面的路边上有一杆被人丢下的旗帜，心不禁怦然一动。我跑过去，将那杆旗帜捡起，然后向陶卉招手，示意她过来。不久，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我对陶卉说：“你别吭声，只管跟着我。”当队伍走到我跟前时，我举着旗帜插到了队伍的前面。陶卉跟得很紧。
我们与那个队伍中间，竟无空隙，谁也不能怀疑我们不是这支队伍里的人。我把旗帜高高举起，迈着大步踏进了大院。
大院里很混乱，很她混饭，也很好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出大院时，总把那面旗帜带上。
我们还剩四块钱。由我做主，我们竟然花了两块买了五香豆和其他—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吃着这些东西，在大街上溜达，兴致勃勃地看着上海的风情。
有半天，我们就待在接待站里，把衣服、鞋袜都洗了—遍。
我没有第二双鞋，只好光脚坐在一张长椅上等鞋干。太阳挺暖和的，周围也没有多少人，心里觉得挺安闲。不远处，陶卉坐在另一版权法长椅上，看着椅被上的袜子和绳上的衣服。
傍晚，陶卉跟我要了一毛钱买了针和线，然后又把我的裤子要了去，把裤裆与裤脚缝好了。她的针线活很不错。
后来的几天，我们天天去外滩。因为我有—个固执的念头：这是上海最值得看的地方，邵其平也们肯定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这个念头很愚蠢，但却不肯放弃。
我总让陶卉待在—处，然后自己吹着瓷鸟，在南京路—带的外滩溜溜达达。有时，我想：我这么吹着瓷鸟，会不会让人生疑？因为这太有点像打暗号了，太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或特务接头失败后的等待了。当我感觉到有人用眼睛瞟我时，我真的觉得有人在怀疑我了。但见那人走开后，便又在心里笑话起自己的胡思乱想来，于是更肆无忌惮地吹着瓷鸟，继续溜达。
这天下午，我正吹着瓷鸟往十六铺方向走，突然听见陶卉叫：“啉冰，你听！”
我站住了，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有鸟鸣。但只听到一两声就再也听不到了。我把我的瓷鸟使劲吹响，并往前跑去。
前面又响起了鸟鸣，并且是许多鸟鸣！
我和陶卉都站住了，我把瓷鸟吹得更响。陶卉也不再顾及—个女孩应有的矜持，鼓起腮帮子，吹得弯下了腰。
一片鸟鸣朝我们逼近，仿佛真的有一群鸟朝我们飞来。
我和陶卉—步一步朝前走去。
一面旗帜在我们的前方飘动。
“我们的旗子！”陶卉用双手握住她的瓷鸟，望着前方。
“油麻地中学的旗子！”我看得很真切。
我们的旗子已经破烂，像烂布条在空中飞扬。
首先到达我们面前的是邵其平。他像捕捉—种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冲上来，一手抓住我的右手，一手抓住陶卉的左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索索发抖。我听到他在不住地说：“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然而，我不能不相信：在我面前站着马水清、
谢百三、刘汉林、姚三船、夏莲香……
我回到了男生中间，陶卉回到了女生中间。我和她眼中皆汪满泪水。
我第一次领会了“世界真小”的意思。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他们都未能上船，是两天后才上船的。因为丢失了我和陶卉，这些天他们一直焦急着，尤其是邵其平，更是吃睡不宁。因为陶卉和我，都是由家里的大人亲自托付给他的。他们也一直找我们，天天去十六铺船码头。
后来，我发现丁玫不在了，忙问：“丁玫也丢了吗？”
姚三船说：“她没丢。那天，在延安西路遇到高中部的串联队伍，那个王维—让她跟他们去北京，她就跟他们走了。”
马水清不吭声，站在一旁照小镜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马水清的情绪一直不高。我从谢百三那儿又知道了—件事：马水清去他父亲那儿只待了半天，就回来了。
于是，我便常常与马水清在一块儿。
在上海，邵其平领着我们串联了半个月后，说：“不行了，该回家了，身上净是虱子……”
回到家后，我在镇上的收购站过了一下磅秤，发现体重增加了四斤多。
第一节
夏莲香是班上发育得最快最好的—个女孩子。当我们不少人还未长成，细溜溜，宛如一根根猪尾巴时，她已经是—个长得很有几分样子的女孩了。她的胸脯和臀部几乎是—天—个样地丰满起来的。她走路的样子也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就连她说话时的声音、语调以及嘴形，都使我们感到有点异样。她有时用一种似醉似睡又仿佛是被明亮的阳光刺了的眼睛默默地看人。那种目光使我们这些男孩的心微微有点慌张，总是禁不住她看，很快地又将自己的目光挪开，去看其他的物象。
不知为什么，她是那样地喜欢蓝花。如今，当我再回想起蓝花时，就觉得她戴蓝花是有道理的：她的头发很黑，肤色很白，蓝花与这黑的头发、白的肤色相配，确实是和谐的，并去掉了那个年龄的女孩所特有的浅显和孩子气。蓝花还能给人—种安静的和浪漫的、梦幻的、遥远的感觉。当然，她那时这样做，也只仅仅是出于一个女孩子的天然直觉，如此而已。
夏莲香喜欢杨文富，这一点让人不太想得通。
杨文富的个头细长，像根铅笔；两只眼睛很小，但很亮；牙出奇地白，很细密，像女孩子的牙，吃胡萝卜时，就看见那牙亮闪闪地往下切。他干什么事情都很仔细。
他的作业没有一丝涂改，并总是打着一弯弯红钩。我的课本往往半学期就成碎片，到了期末就有可能无影无踪，不得不寒酸地与别人合用一册。而此时，他的课本还像新发下时那么干净和完整。据说，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他所有的课本，竟无—册损坏，都很完美地保留着。
他很小心地穿着他的衣服和他的鞋。衣服上很少看见油渍和泥斑，从衣领开始往下，每—颗钮扣都在，并且都毫无例外地扣着（通常情况下，我的钮扣只有二分之一在）。我—个月要穿破两双鞋，而他的一双球鞋，在穿了两年之后，居然没有一处破烂，让人觉得他是穿着鞋在床上躺了两年。我们不太愿意与他来往，因为他总是—个人吃东西，绝不肯分—点给别人。如果你欠他—分钱，他会在—天里想方设法提醒你两三次，甚至追在你屁股后讨要，说他等着要用。他倒也不怕孤寂，当我们在室外玩耍时，他总—个人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写日记。他有—个很厚的日记本，已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杨文富的父亲是个地主，而夏莲香的父亲当年则是他家的一个佃户。但这两户人家在当年似乎并非是一种残酷得吓人的关系。夏莲香曾与陶卉她们几个女生说，她听母亲讲，要不是杨文富家的慷慨，她母亲和父亲早葬身于饥荒岁月了。夏莲香是与杨文富—起长大的——这大概是夏莲香与杨文富关系密切的—个原因。当女生问夏莲香为什么星期六下午回家总在桥头等杨文富时，夏莲香一点也不害臊地说：“小时候，我就等他。”夏莲香与杨文富的家离油麻地镇十多里，快到邻县境内了。
杨文富心细，动作也就慢—些，因此星期六下午回家时，总是夏莲香先走出校园，然后在宿舍后面的桥头树下等杨文富，与他—起往家走。一路十多里，净是荒野，很少人影，遇到日短的冬天，他们还得走—会儿夜路，因此，我们各自在心里都有—些不光明的想像与猜侧。
刘汉林似乎很在意夏莲香与杨文富的关系，星期六下午，总是对我们说：“夏莲香又在桥头等杨文富了。”马水清说：“你是看不过人家，想她跟你—块儿走。”
刘汉林恼了，就去追打马水清。
第二节
一支支串联的队伍如同远去觅食的鸦群于日暮时归来那样，陆续回到了油麻地中学。在大世界里走了—遭，—个个皆有了异样的心思和神情。从乡民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们已感觉到了这—变化。他们预感到了，往后的日子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便—个个用兴奋而担忧的目光看着学生们。我们确实很想做一些事情，心像春天的猫闹得慌。高中部的学生很快就动手了。
高三（一）班的—个男生将物理老师的帽子从秃头上抓下来扔在地上，“狗娘养的资本家的秃儿子！”另一个男生就把帽子捡去，背冲女生们往帽子里撒了一泡尿之后，又湿淋淋地摔到物理老师的脸上，嘲弄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抛物线！”
镇上的八蛋和他的哥哥们也嚷嚷着要造反了。
初中部的势头不及高中部的猛，乔桉颇为扫兴。他在教室里走，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脚将一张凳子踢倒了。觉得心里还是不快，又将一张课桌推翻了。他咬着牙，手抓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将刀尖深深地扎入很光滑的乒乓球桌面，然后不动声色地往前划着。王儒安正巧路过这里，见这番情景，直觉得乔桉不是用刀子在划乒乓球桌，而是在划他的皮肉。可他又不便发作，只好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乔桉又把四五大瓶墨汁“咕嘟咕嘟”倒进—只小铁桶，找了—把排笔，在干干净净的墙上乱涂乱抹，仿佛一口气要将油麻地中学整个弄成腌臜不堪的样子。一直跟着他的王儒安终于发作了，一把将乔桉手中的笔夺过扔掉，并踢翻了墨汁桶。乔桉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上来抓住王儒安，以自己为轴心旋转起来，王儒安体轻力薄，跟着旋转，速度快时，竟然双脚离地。乔桉突然手—松，王儒安便跌坐在地上。乔桉—踢地上的墨汁桶，说：“你以为你还是校长哪？”说罢转过身，扬长而去。
我们都有直觉：乔桉肯定要做出什么事来。
—天，杨文富很惊慌地问我们：“谁看到我的日记本了？”
问谁，谁都说没看见。
杨文富就一个桌肚一个桌肚地找。
坐在讲台上椅子里的乔桉突然说：“别找了，你的日记本在我这里。”
“你为什么拿我的日记本？把它还我！”
乔桉一拍桌子，“滚你妈的蛋！还你？还你个狗屁！你日记里都写些什么了？
啊？“
“我没有什么。”
“没有写什么？你再想想！”
“就……是没有写什么。”杨文富完全蒙了，那木呆呆的亦很没把握的样子，让人觉得他连有没有这样—本日记本都不能肯定了。
乔桉走上讲台，把那本日记本高高举起，向我们通报：“杨文富特反动！”
杨文富的日记本已被乔桉仔细看过，乔桉在上面画了许多红杠。记得杨文富写了这样—… 段：“……夏天，一条很瘦很瘦的老牛，在雨幕里啃着青草……”乔桉在一旁画了—个大问号，—个大惊叹号。批判杨文富时，乔桉说：“地主柳子杨文富，诬蔑贫下中农养的牛！”并责问杨文富，“难道你们家原先养的牛是很肥很肥的吗？”杨文富不及思索，竟然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