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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刚写完这期的卷首语，把笔一扔，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问：“喂，哪位？”
“还记得你在报社带的那位学生吗？我就在你的办公室外面。”话音很慢，几乎是一字一顿。
我起身开门，“是阿依，你咋这么调皮？”
阿依走进办公室就问：“静之，最近有什么新作没有？”
“你看我都快累散架了，哪还有时间耕耘自留地？不过，小成果还是有的，你看，《科学与财富》每期的卷首语都是敝作。”
阿依撇撇嘴，“你不认为你这是在浪费才华吗？我看这些卷首语呀，让那些青春偶像派作家来写，岂不更合适。”
“可是，我手下连能写卷首语的人都没有，我不写谁写？”
“那你为什么不请我代劳呢？”
我眼前一亮，说：“好啊！阿依，说定了，本刊可就为你开设《卷首专栏》了！”
阿依点点头，表示应诺。她看了我一会儿，问：“你这官是不是当得很辛苦？”
“你错了，累是累一点，可我觉得很充实。像我们这样的单位，所有干部都务实，奖金、工资都在本单位产生。人一务虚呀，出不了政绩不说，工资奖金都成问题。”顿了顿，我又说，“你想，科技成果转化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院里的钱来得不容易，我不想让那些科研人员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花在杂志上，杂志也应该顺应市场，去市场中求生存嘛。”
“看来，你恐怕真要做我一辈子的老师了。就冲你刚才的一番话，我也应该为你感到骄傲。副处长同志，你和其他干部想的不一样，如果换一个人坐在你这个位置，肯定会做得很轻松。”
“也许是的。你看下边的同志，他们对办杂志并非内行，可是思路一改，他们看到了杂志的希望所在。他们也在慢慢适应新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那你的学生可就多了。”
“不是那个意思。也许，换一个人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会把自己当作官员，而我则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平台，找到了干一番事业的平台。我不是做官，而在做事业。”
“啪啪啪……”阿依鼓掌道，“讲得好！”
“你神经病啊！”
阿依意犹未尽，“谁说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没有好官，李静之就是一个呀。静之，我问你，如果你担任的不是宣传处副处长、杂志主编，如果是县长、市长，你也会把你的工作当作一种事业来做吗？”
“好了，我的记者小姐，你就不要采访我了。”我想了想阿依的话，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做的是能力范围的事，如果做县长、市长什么的，我怕自己不能胜任。”
阿依笑了笑，说：“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潜在的能力。我问你，你还没做宣传处长之前，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做起来没有多大的把握？”
我想了想，点头道：“是的。”
“这就是所谓的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静之，我觉得你有从政的天赋，只不过呢，你的这种天赋还没得到很好的开发。”
“开发？”
“是的，开发！你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想的是做学问。可你忘了，儒家最伟大的精神是爱人，仁者爱人。现在一些读书人呀，成天痛责腐败。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广大党员干部中出现那么几个害群之马，其实不足为奇。”
“是的，这一点我能理解，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是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
“对了，我说的仁者爱人，与为人民服务其实是相通的。与其坐在书斋里诅咒腐败，不如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
“阿依，还有什么高见，请继续往下说。”
阿依笑了笑，根本不在乎我话里的幽默成份，想了想，又说：“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素来就有为官从政的理想，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知在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多少治国安邦的人才。近一两百年来，读书人自命清高，仿佛从政是肮脏的。其实啊，作家有作家的境界，作为政治家，也有政治家的境界。”
“政治家的境界？”
“政治家有两种境界。一种是实现自我价值，一种是为人民服务。”
“还有擭取权力之后的快感，是不是算N重境界呢？”
“你还是有进步嘛，连N重境界都悟出来了。”
“正如你说，天下所有读书人原来都是有从政情结的，十年寒窗，苦学安邦定国之道，只是官场风气的确不那么好，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人格、学养、气质等等都可能被异化。”
“那你现在被异化了吗？”
我摇摇头说：“我这还不算从政呀，办杂志其实还是做学问。”
阿依望望窗外，“政治的话题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我们谈谈别的，好吗？”
“你在家里，也会谈你的观点吗？”我显然是问她和她做省委副书记的父亲是否也谈政治。
阿依撇撇嘴，“我爸从来不会同我谈这样的问题。”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上次在电话里听你说，院里修了高知楼，你有份吗？”
“我已经向院长说过两三次了，我在报社的住房条件还可以。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暂时还不想离开，而且像我这样的交流干部，说不定哪一天又回去了。可是何院长说，之所以分配这套住房给我，是鉴于《科学与财富》的工作取得了成绩，短短半年就开始盈利，是院里启动的奖励机制。”
“哦——”阿依说，“住得好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院里院外 第三章
出了半个月的差，回到家里，慧琳一边收拾屋子一边问：“你们院里的‘高知楼’修得怎么样了？真希望早一点搬出去。现在我们两个人都不在这里上班，还占着报社的房子。”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就凑合一点吧。‘高知楼’很‘高’，住进去不是容易的事。”
“哦，不是说好分一套给你的吗？”
“为了一栋‘高知楼’，现在把调查组‘招’进院里了。”我把院里最近发生的事简约地对慧琳讲了。
慧琳听完，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何院长那么好一个人，也会受贿300万。300万呐，拿到手里不觉得沉吗？”
“你别乱说，现在不是还在查吗。人家到底有没有拿这300万，还要等调查之后才知道。”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你没听说？现在的贪官呀，是一查一个准。”慧琳说到这里，突然问，“哎，我说静之，他何院长受没受贿，跟我们分房有什么关系？”
我不由一怔，想了想，她这个问题我竟然没法回答，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慧琳望望我，没再说什么。
我躺在逍遥椅上，望着吊灯一摆一摆地在我的视线里来回晃荡，听着屋外寒风凛冽，享受着空调呜呜声响带给我家的温暖。我不禁自责起来，怎么能将工作上的不愉快带回家里来呢？
慧琳已经收拾停当了，坐在沙发上，见我陷入了沉思，便摁动电视遥控器，把音量调小，但还是惊动了我。
我侧身去看电视画面，发现屏幕上一对男女主角正在床上调情，便望向慧琳，发现她正看着我。
慧琳轻轻一笑，问：“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我反问。
慧琳把手伸过来，揽住我的头，说：“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似乎充满愧疚，潜台词不言自明，她不想在我不开心的时候要求我做什么。
我则更加歉然，将她的手捉来把玩。这应该怪我，没把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是我欠她的。这时，我见她眼睛里充满柔情，便将她揽进我的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轻轻地在她耳畔说：“我想那个了……”
慧琳一笑，从我怀里挣扎出来：“洗澡！”
回到院里，我去了秦铁如那里，把这次出差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辛苦了，辛苦了！”顿了顿，又说，“现在杂志的市场前景看好，工作松懈不得，静之你就多操劳一些。”
秦铁如作为院领导，分管着组织处、宣传处、机关党委的工作，在院里是仅次于何守敬的二号人物。
现在调查组进驻院里，有的事何守敬不便出面，秦铁如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前台，主持院里的日常事务。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仍去何守敬那里汇报工作，何院长会说他知道了，再找秦副书记谈谈吧。
秦铁如原来只是一个实验室的主任，何守敬发现他不像一般科研人员那样死板，便着力培养，四十来岁就官至副厅级了，据说现在还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我不得不感叹秦铁如的精力旺盛，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面对他的一番赞辞，我有些弄不清楚他说这番话的真实意图，茫然地望着他，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他很潇洒地用手抹了抹额前的头发，兴致勃勃地望着我，有一点话未说尽的意思，“静之，好好干，当初交流干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错，真的，很不错……”他还是没把话说完，留下的，让我去想。
我点点头，似乎很赞同他的说法。少顷才意识到，对于领导的表扬，是不可以“赞同”的。
秦铁如似乎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有些不对路，便说：“我知道，静之是报刊专家，你来抓杂志这一摊子工作，说明党组是用对人了。你还年轻，一切都要向前看，嗯对，向前看！”顿了顿，又说，“院里现在这个状况，你说，我不出来……不出来工作，院里的职工会怎么想？一个单位，没有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同志出来工作，也是不行的。”
“是啊，何院长现在是有些不方便。”
“嗯，守敬同志是个好同志啊。我对调查组的同志也这么讲，没有守敬同志带领党组一班人苦干实干，就没有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今天。当然，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在所难免，成绩摆在那里，谁也否定不了嘛。个别同志犯了错误，不等于党组一班人都犯了错误嘛，党组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嘛。”秦铁如颇有些愤愤不平的样子。
我感到很吃惊，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过去在院长办公会或党组扩大会上，秦铁如对何守敬的讲话总是第一个持肯定态度的。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负责的工作说得如此重要，如此泾渭分明。
从秦铁如办公室出来，我想，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何守敬呢？其实，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脚步就已经迈向何守敬的办公室了，让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的门锁着，他今天没上班。
回到办公室，我把秦铁如给我说过的话又想了一遍，觉得他的话充满暗示，是要我认清形势？难道他也认为何守敬大势已去？
这时，院办主任邓晓强来了，“李处长，调查组的同志请你去一下。”
“哦，好的。”我答应之后才意识到了什么。
他走到我面前，低声说：“静之是聪明人，有的话知道该怎么说。”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何院长把持院政多年，原来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没那么多顾忌……”
我有些迷茫地望着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现在呀，该是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我闻言一惊，想起了秦铁如的话，他们的话风有着惊人的一致。不禁在心里替何守敬感到悲哀，这两位可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啊，如果说秦铁如官高一品、技高一筹，把话说得很含蓄，邓晓强则公然声称“重新洗牌”。
联合调查组由三个人组成，进驻研究院后，一方面找人谈话，一方面进行财务审计。组长姓张，是省直工委派来的了。张组长40多岁，大概搞政工出身的人都不苟言笑，但很会谈心，也很会说话。
走进调查组办公室，张组长很热情：“知道你很忙，不过还是要耽误你一会儿。”
“没关系。”
张组长掏出笔，“请谈谈你知道的有关何守敬同志的一些情况。”
我搜索记忆，把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何院长建立起来的印象向张组长讲起了一些。
张组长边听边记，接着又说要了解一下杂志的情况，要会计把杂志社的帐册送到调查组。
“好的。”
调查组进驻，对于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事件”，毕竟牵涉到对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的全面调查。可是三个月过去了，调查组的工作仍带有浓郁的神秘气氛，没有谁向全院职工正面作出“调查进度报告”。当然也不会有类似的“报告”出现。小道消息却不少，说调查组已经掌握了何守敬受贿300万元的铁证，司法部门将提前介入。
如果消息确切的话，对何守敬来说，是不幸的。司法介入意味着调查组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假使没有调查结果的话，又何须司法介入呢？
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因为没有正面消息说明问题，小道消息才会满天飞。满天飞的小道消息似乎代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有人希望何守敬犯罪，希望他被司法机关查处。
本来，院里的部分职工结成同盟，去告状去上访，只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院里能够修改“高知楼”的分配方案，让其利益不受损害，一场风波可能就会平息。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已经不是改变住房分配方案就能平息风波的了。好像何守敬不下台，上访事件就不会停止。
现在，处里同我走得最近的就是钟淑娴了。第一，这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科长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第二，在我所管辖的科级单位，她还算比较正直、善良，有工作能力，有些事我喜欢同她商量。
调查组找我谈过话之后，钟淑娴走进我的办公室，随手把门关了，像有什么隐秘的话要说。我站起来，为她倒了一杯水，问：“有事？”
“调查组的人都问了你些什么？”
我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哦，我知道了——保密。我怎么忘了，这是组织原则哩。”像是在自言自语，顿了顿，又说，“可是，李处长，你可不能乱说啊！我知道，在调查组找你之前有人找你谈过话。”
“哦，你连这个也知道？”
“怎么不知道，在这个大院里，什么事瞒得过大家。”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在这个大院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中，想起来就有些害怕。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不过我想，你不会乱说的。”
“为什么？”
“因为你很正直呀。至少，无中生有的话你不会说……可是，你这样容易陷进去的。”
“哦——”这一下轮到我吃惊了。
她想了想，说：“人家找你谈话，我不知道谈了些什么，但我可以猜，可能是表扬你，表扬你把杂志引入市场，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对不对？”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你知不知道，这就表示有人很欣赏你。在这种时候，对你的这种表示是有特殊意义的。”她一边选择措辞，一边说，而且说得很慢，所以意思表达得特别清楚。
回味着她说的一切，感到身边有这么一位老大姐随时提醒自己，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觉得当初让她走上现在的位置是相当正确的。
“你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现在一定很矛盾。知识分子嘛，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又不想因此开罪于人。”
“你说的有人是谁呀？”我问。
钟淑娴一怔，“我在这里快二十年了，谁谁为人怎么样？我可能比你更清楚一些。”
“那你说，他怎么样？”
钟淑娴望望窗外，又是自言自语：“我知道私下议论领导同志不好。”说完，才转向我，“可是，你不认清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就容易招惹是非。”
“他原来在实验室工作， 同实验室的老主任关系好得不得了，总是称老主任为老师，老主任还真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学生。两人共同研究一个课题，等到课题成功，老主任该退休了，便推荐他接替自己做了实验室主任。可是，后来课题论文在北京一家学术杂志发表，却没了老主任的名字。你知道，知识分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唯有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格外珍惜，老主任找他理论。当时的党组书记很偏袒他，说，‘老主任啊，他这样做不对，年轻人爱慕虚荣，但好在荣誉还是院里的嘛。他还年轻，年轻人前途要紧，你这么闹，还不把自己的学生闹得名誉扫地吗？让小秦把稿费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