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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
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
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
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
、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
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
“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
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
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
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
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
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
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
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
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
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
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
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
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
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
《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
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
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
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
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
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
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
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
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
“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
《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
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
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
《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
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
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
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
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
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
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
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
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
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
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
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
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
，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
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
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
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
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
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
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
。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
，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
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
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
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
，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
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
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
，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
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
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
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
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
，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
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
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总类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
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
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
，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瑢
做正总裁，纪购为头牌编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
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购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
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
给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华，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
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
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揅经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
，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
《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
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
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
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购
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
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
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
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
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
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
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
。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
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一七七六年
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谕
：“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
计全毁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
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
做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涛、香岩、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
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
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未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
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
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
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
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
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
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
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
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
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
，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
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
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
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
。”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
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
，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
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
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
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
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
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
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
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
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
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
（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
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
，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
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
。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
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