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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他解决很多问题，而在其他公司却得不这个支持。另外再过几年，他的技术由于没有时间学习，得不到培训，会掉下去。对于一个工程人员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天天在进步，这样他会很高兴。而在台达他们会得到不断的培训。我们信奉一个原则即不能让员工只有不断地贡献，还要让他们不断地充电。”
“台达的福利在台湾企业当中不是最好的，但台达的福利该有的都有了，如社会保障等，在东莞我们让员工住得很好，吃饭也很好，但不像有的公司那样盖俱乐部。我们比较注重实际。”
诚实最香
郑崇华说，台达取得今天的成功没有什么大大的奥秘，只是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有一句叫‘Honesty is the best（诚实的就是最好的）’。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是最好的。有一次我们与惠普合作时，出现了点问题，惠普的人找到我们时，我们很实在地把问题讲了出来。惠普的人却说：‘这不仅是你们的问题，我们也有责任，但是我们与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时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却没有跟我们讲实话。’所以，惠普后来反而把单子都给我们。与惠普的合作已经好多年了，以前我们一直卖零组件给他们，后来，我们做电源，但惠普却不肯买，因为他们不愿意换掉原来的供应商，后来那家供应商的产品出了问题，惠普才开始用我们的产品，用了一次后，惠普所有的单子就都跟了过来。”
郑崇华在商界上混得开靠的一个王牌就是诚实，与李泽元教授的交往就是一个例子。美籍华人李泽元成为世界级电子电力专家，曾任美国IEEE电力电子专家会议主席，现为美国弗吉尼亚综合技术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成立的弗吉尼亚电力电子中心主任，该中心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在全球颇享盛名，有80多家大企业的支持与合作，如英特尔、惠普、摩托罗拉、东芝、福特、通用等，都是其合作伙伴。
11年前（1988年），李泽元教授来台达参观，当时台达刚开始做电力电子，“李泽元鼓励我们在他的中心设立实验室。后来，我们在那儿设立了实验室，李泽元教授亲自主持这个实验室。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每年都送工程师去培训，因此，我们每年都能领先。我们还在他的大学里也设立了奖学金，但我们并不规定拿了我们奖学金的学生一定要到我的公司里来，而是让他们自己选择。”
“我们一直与李泽元合作得很好，双方都很诚意。”十年来，台达公司用了很多李泽元开发的技术。李教授他们只为我们设计主要部分的样机，虽然他们设计的东西很实在，但学校毕竟是学校，工厂是工厂，另外，让李教授他们什么都做，也是大材小用、浪费时间。因此他们都是与我们台达沟通，在了解我们的需求后，他们再拿出新技术的初步样品，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再把产品做出来。”
郑崇华介绍说：“李泽元博士也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科学家，现在是清华、浙大、上海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客座教授，每年都要回来讲学许多次，大陆的学者也到他的试验室从事研究。目前，大陆到他的试验室受培训的学者有60位。李博士感到国内有许多人才，如果有先进的管理、最好的实验设备，大家都不必远渡重洋。因此，他来跟我谈，想要在上海成立台达电子研发中心的构想，这个构想非常好，实际上我很早就想跟他提在这方面的构想，但他实在是大忙人，国际会议、讲学非常忙，我一直不敢提，但他自己提了，这让我实在高兴。因此，他一讲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备成立工作，研发中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正式成立了。”
门槛越高竞争对手越小
郑崇华说28年来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最大体会是：“每天努力去做，继续不断做下去。我们也很保守。28年来，我们台达没有犯过什么大的失误。如果产品竞争很激烈，或市场不大，我们就会关掉这个产品。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要不然很赚钱，要不然就只会亏，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太快，通常做这种冒险，你就要考虑假如万一所投项目不成功对你整个公司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
“如果有把握的东西我们会拿出很多的钱，只是在一开始时会投入很少的一部分，等有了把握我们再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做开关电源时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当时我们去做开关电源的时候，有GIG、斯普瑞几个总经理，都劝我们不要做开关，因为会碰到好多问题。他们讲的那些问题我们后来都碰到了，可是我当时在想，如果台达不做这个产品，似乎没有更好的产品。因为我们的电视零组件与开关电源是相关技术。最后，我们把遇到的困难都克服掉了，而且还克服得很好。我有一个体会，你遇到的困难时也是别人正遇到的困难，因此，不要怕困难，门坎越高的产品，越难投入，可是你后面的竞争就会越少一些。”
谈起台达当初是如何走进国际市场时，郑崇华说，“我们在16年前开始打入国际市场。那时台达刚开始做电源产品，我找到惠普、苹果等好几家美商，当时他们都不接受台达的产品。他们回答我说，我们的产品都是从远东买的，所以不可能有机会再在远东进货，因为他们需要在各个地区进货。我问假如我在墨西哥设厂，可不可以买我的东西，他们说那就不一样了，因此我在墨西哥马上设了一个小厂，墨西哥没有任何电子公司，他们就很感兴趣。因此这样就可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问题，可是几年来我并没有从墨西哥出过货，因为墨西哥做事效率太低。由于我们的产品好，价格上有竞争性，他们后来就完全把这种事给忘掉了。”
“打入国际市场真的一定要小心，我们很早想去苏格兰投资，苏格兰也答应给很多优惠，我们的客户也鼓励我们去，但我们派人仔细了解后，发现各种费用都比较高，并不像想像得那么乐观，因此，我们就没有去。”
理念共享
精神不死
最让人可畏、可敬的就是那些精神不死之人。无论是远古还是现在，无论是充满硝烟的战场还是现在充满浮躁的商场上，惟有那些精神不死之人才能奏出天籁之华音。
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能记住20世纪末那个黑色的日子：5月8日。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挨上了重重的一巴掌。那些个日子，中国人在极度惊愕、极度屈辱、极度激愤中度过了极为难技、极为躁动的一秒一分。这种耻辱来自于美国的三枚导弹。
20世纪初的6月，也塞满了肮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日本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圆明园。
历史在短短的一百年里便上演了这两出极为相似的丑剧，这实在太有意味。历史似乎在不断地诉说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文明的游戏：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
这里没道理可言，只有事实上的残酷。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的救世主，也绝对不会有白皮肤的救世主。
中国人虽然在一百多年来变得贫穷积弱下来，但中国人有一种精神却从来没有死过，这种精神让很多中国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铁肩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风骨英雄。
几十年前，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今天，一位只有七岁的小朋友李壮壮，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当天竟会对妈妈说：“美国人不给中国人道歉我就不去吃麦当劳。”
这些表现，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过于幼稚和弱小，但它却表现了中国人从来就不愿在裤裆底下求生存的一种精神！
“民不畏无奈何以死惧之？”，中国人有一种精神一直在闪闪发光，她出现在义和团的勇士中，也出现了三元里抗英运动的农民中，还出现在五四运动的学生中，更出现在中国的知识英豪中。
有人说市场竟争是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战争是残酷的，市场也是残酷的。但中国人有一种精神却从来没有丢失过。李国杰院士说，中国最一流的人才不会到外企去打。李国杰从美国毅然回国，在高端计算机领域里一直与洋人奋斗着；联想电脑公司的领军人杨元庆大声问道：“你能容忍彩电市场上没有长虹品牌和康佳品牌吗？你能容忍在计算机里没有自己的民族品牌吗？”
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和平年代里，谁说不需要搏得大气、搏得气血沸腾？28年前，台湾由于没有零组件业，受尽日本商人的欺负，大环境也很恶劣，但郑崇华凭着一腔热血从美国企业毅然辞职，率先挑起了零组件的民族产业，经过28年踏踏实实的奋斗，成为世界第一大的零组件厂商、第一大电源开关厂商、第一大电子电力厂商。
郑崇华用他的创业告诉我们：中国人，只要精神不死，就有希望。
图灵奖得主为何想来微软？
巴特 生年：1943年／现任职务：微软首席技术官／跳槽感言；当我跳槽去另一家公司时，我考虑问题的逻辑不是问自己为什么去这家公司，而是问自己为什么不去这家公司。作为一名工程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家公司能否提供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来供他们进行研究；是否能提供很好的环境使他们的研究能得以顺利地进行；研究出来的成果能否得到很快的应用，而不是被浪费掉。
第一印象
IT业叱咤风云的巨头该采访的我都采访到了，但偏偏比尔·盖茨我却没有采访过，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但这不能说我与比尔·盖茨没有缘，只能说我们有缘无份。上帝曾给了我两次机会见比尔·盖茨。第一次是在1997年的12月比尔·盖茨来北京的那一次，那时我正在家中养病，也是我正准备调往《计算机世界》报之时，虽然我接到公关公司的有关邀请，但我没去。第二次是1999年3月，比尔·盖茨来深圳鼓吹“维纳斯”计划时，康柏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菲弗尔先生也来到了北京，我想比尔·盖茨已被人们宣传得很多了，但菲弗尔在这个行业里一直是位很神秘的人物，权衡的结果，我又与盖茨失之交臂。
但这不能说我对比尔·盖茨没有兴趣，虽然现在骂比尔·盖茨的人很多，但这些噪音依然抹不去他的奕奕光彩，尤其那么多拥有龙卧虎跳之才的人都归其旋下，更使我钦佩不已。幸运的是，计算机领域里最高奖——图又奖的获得者巴特来到了北京，这使我有机会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比尔·盖茨管理顶尖人才的的精彩之处。
巴特的智商极高，被业内人广为称道，在其圈内，常有人用巴特作为智商的参数，来形容某人的智商高低。
今年已56岁的巴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做研究的人，是一位大才之人，也是一位用词很谨慎之人。我问巴特：“您见盖茨的第一次印象是什么？”巴特说：“很年轻，”而后又补充说，“大多数人对盖茨的印象是绝顶聪明，也非常果断。”
我又问巴特：“都说您的智商非常高，那么您与盖茨相比，你的智商高还是盖茨的智商高？”巴特闪着灵气十足的蓝灰色眼睛机智地说：“盖茨的智商也很高。”
我说：“像您这样的年龄为何愿意在比您小得多的人手下工作？！”（巴特加盟微软时已52岁，而盖茨比巴特小很多——作者注）。巴特回道：“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不是和年龄在一起工作，而是和人一起工作。”
我问：“盖茨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让一位老者领导高科技企业是不可思议之事，您怎样理解这句话？”巴特说：“在微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有15至20个人。微软有一个特点，当想要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将会在这个领域里找最好的高级研究人员，而并不在乎他们的年龄。在我和盖茨见第一面时，盖茨也并没有问到我的年龄。”
想想很多国内企业在招人才时，往往把年龄、性别、婚否、甚至是否有小孩等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东西“卡”得很紧，但对人才的“才”字却不能深度挖掘，因此招上来的人往往并不得力。学学盖茨招人的思维方式，你就会多招来些人才、多挡掉些庸才。
采访时间：1999年5月
图灵奖得主为何想来微软？
1999年10月，微软从剑桥研究中心挖过来一位编程方面的大师、图灵奖的获得者托尼·浩（Tony Hoare）①，这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图灵奖②在计算机业界代表着最高的荣誉，然而在Tony Hoars之前，微软已有两位图灵奖的获得者先后归在比尔·盖茨的旄下。一位是巴特·兰布孙（Butler Lampson），一位是詹姆士·贵（James Gray）。
①Tony Hoare又叫C。Anthony R。Hoars因对程序设计语言理论、互动式系统及APL的贡献于1980年被授予图灵奖。
②图灵奖最早设立于1966年，是美国计算机协会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所授予的最高奖项，被喻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它是以英国数学天才Alan Turing先生的名字命名的，Alan Turing先生对早期计算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图灵奖主要授予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而这些贡献必须对计算机业有长远而重要的影响。迄今为上已有34位在计算机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获此殊荣。
巴特·兰布孙博士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首席技术宫，他拥有25项专利，并因在图形用户界面的重大贡献曾于1984年和1992年分别被授予美国计算机协会软件系统奖和美国计算机协会图灵奖。最有趣的是这位大师当初来微软时是他自己要求来的，并没有人介绍，他是怎样被微软吸引过来的呢？
一次Party的吸引
巴特52岁时跳槽来到微软。巴特说，在来微软之前，他曾参加过微软的一次Party（聚会），这次Party使他对微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次长达5个小时，有着各种各样娱乐活动的盛会。每半个小时，每个人就会收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要制造最伟大的产品、我们要雇用最好的人才、我们要有最长远的眼光。”
“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人员最重要，微软在雇人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在这方面别的公司比不上微软。在世界上惟一能在这方面比上微软的，只有一些著名大学的计算机系。外面的人总以为微软是6个月的眼光，其实不是，微软的领导层看到某一个研究方向非常重要时，他们会承担义务，并派出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做这件事，这对我们研究人员非常重要。我的研究工作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研究成功，微软的这种风格正好很适合我。”
参加完这次Party后不久的一天，一位朋友来拜访巴特，说他想要去微软工作，问巴特的意见，没想到巴特回答说，你没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去，而我也不该再留在DEC（现已被康柏公司收购）了。
巴特说这话时非常认真，虽然他当时已在DEC工作了11年，并为DEC的科技做出过重大贡献，在DEC有着很高的威望，但微软那次Party所传出来的理念却很让他动心。此外，他认为DEC在本质上是一家硬件公司，虽然也有大部分的软件工作，但只卖硬件，不卖软件，“软件不是DEC的核心业务，而微软却是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它的核心业务是软件。”
此后不久，巴特抓起电话，打给他在微软的一位朋友，“我和这位朋友曾一起工作过15年，他1980年加入微软，并主抓微软的应用软件，他的部门所创造出来的产值是微软整个产值的一半。”
盖茨听说巴特的情况后，非常感兴趣，亲自出马“面试”巴特，盖茨见到巴特后，却只与巴特就今后几年的技术发展展开了讨论，“我们这一聊就花掉一两个小时”。这次会见，盖茨给巴特留下了很大的好感，而盖茨对巴特也是“一见钟情”，“面试”之后不久，巴特便被告知微软欢迎他加盟进来。
盖茨经常E…mail
巴特进微软后，在微软得到了相当宽松的环境，除了盖茨有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外，几乎没有别人来打扰他，“微软也不给我派什么任务，也不规定研究的期限，我可以一门心思地钻研一些我感兴趣的问题。有时，盖茨来问我一些很难解答的问题，比如大型存储量的服务器的整体架构应该是怎样的？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一般都不能马上回答，而要在一两个月之后才能给他答复，因为我要整理一下材料和思路。”
由于巴特不在微软总部办公，而是在位于波士顿的微软研究院，因此，巴特与盖茨之间的这种交流完全是通过电子邮件来完成，“盖茨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一年大概在10个到100个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