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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出去了吧？”他坐回沙发，将陀螺放到桌上，手中没有陀螺线。
“我去见朋友了，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是吗？那您见了朋友后又去买的东西啊？”
“啊？”
“我看见您两手都提着购物袋。”加贺坐在沙发上，说了声“谢谢”，然后将手伸向玻璃杯。
玲子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刑警好像不是偶然选择这时来的，而是一直在公寓旁等她。他刚才说没有特别的事，难道是在说谎？
“您去哪里买东西了？”
“银座。”
“会在日本桥没东西吗？”
“偶尔，比如三越百货。”
“从这里打车大约要多长时间？”
“到日本桥吗？十五分钟……左右吧。”
“哦。果然还是这里方便啊。”加贺喝了口乌龙茶。
这栋公寓位于江东区木场，若乘出租车，到银座和日本桥都不远。玲子正因为喜欢这一点，才决定租下这里。
“呃，今天您想问什么事情？”
加贺放下杯子，挺直上身。
“是关于六月十号的事。您能再说详细些吗？”
“再详细也只……”
“岸田要作先生说要跟您商量他妻子三周年忌日的事，对吧？那件事很着急吗？”
玲子歪歪头，一脸困惑。
“这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两个月呢，我丈夫根本没放在心上，但爸爸好像一直想着。”
在玲子看来，婆婆的三周年忌日与自己毫无关系。
“你们商量好了吗？”
“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就是决定开始准备了。”
“就这些？要是仅仅如此，倒也没必要专门见面。”
玲子嘟囔了一句“是啊”，皱起眉头看着加贺。
“您为什么问这些？我们当时说话的内容有问题吗？”
“不，倒也不是……”
“还有，这到底是在查什么案子呢？请告诉我，爸爸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您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我没那个义务。”她提高了嗓门。要是吵架，她有不输任何人的自信。
加贺皱起眉头，重重点了点头。
“是啊，或许我该告诉您案子的情况。”
“是某家公司的非法行为吗？”
“不，不是那种，是凶杀案。”
“啊？”玲子瞪大眼睛。这个回答令她极其意外。
“六月十号晚上发生了凶杀案，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我们正在调查相关人员当时的行踪，岸田要作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问他当时去了哪里，他说到您这里来了，所以我来确认一下。”
玲子长出一口气，但心跳还没恢复正常。
“是吗？这些事公公都没说过。”
“他可能是不想让您担心吧。一般人要是听说自己跟凶杀案扯上关系，都会害怕的。”
“是啊，我现在心跳还跳得厉害呢。”玲子抬起头来，“要是这件事，我倒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您，那天晚上，我公公的确来了。他人八点左右来的，九点多回去的。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加贺微微一笑，说道：“岸田要作先生说，他离开这里后，在新桥的酒吧一直喝到深夜。这件事我已经确认了。”
“太好了，也就是说他有不在场证明。”忽然，一丝不安掠过玲子心头，她感到自己的表情明显僵硬起来，“我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况家人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是吗？”
加贺苦笑道：“不是不可信，而是可信度比较低，因为有包庇的可能。”
玲子这才明白刑警为什么揪着六月十号不放。他怀疑玲子说谎。知道家人之间只要同意了口径，肯定经不住他这样追问，最终会露出马脚。
“加贺先生，请相信我。那天我公公真来了，我没说谎。”玲子解释。如果要作有杀人嫌疑，不知邻居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自己。翔太也可能因此被欺负。
“您要是能证明就好了。”加贺说道。
“证明——”玲子试图回顾六月十号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要作那天来过呢？
“我记得岸田先生是十二号拿来这个东西的吧？”加贺拿着这个陀螺，上面有一黄一白两个同心圆，“要是他十号来过，为什么当时没带来？真让人想不通。”
他的疑问不无道理，陀螺可能会成为要作十号没来的证据，玲子着急起来。
“不，我公公十号就拿来了。”
“十号？但前几天您还说是十二号。”
玲子摇摇头。
“十号就拿来了，但忘了带陀螺线。”
“陀螺线？”
“他发现忘了陀螺线，便没告诉我们他带陀螺的事，但是翔太……我儿子调皮，去翻他的提包，发现了陀螺，我问他怎么带着那东西，他说是朋友送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把陀螺送给孙子，却忘记把陀螺线放哪儿了。”
“嗯。他说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了。过两天就带来。那天就把陀螺拿走了。”
“所以十二号他把陀螺和陀螺线一起带来了。”
“就是这样，大概因为我儿子非常喜欢那个陀螺，嚷着要，所以他才赶紧带来。”
。
“原来如此，”加贺点点头，“我明白了。”
“加贺先生，请相信我，十号晚上，我公公和我们在一起。”
玲子向加贺投去央求的眼神，她不清楚要作为什么会被怀疑，但她知道要作确实不在凶杀现场，因此想务必要对警察说明。
加贺表情缓和下来。
“我不认为您在说谎，您的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多亏了您。很多东西都吻合起来。”
“啊。”玲子终于放下心来，可心头忽然又掠过一丝不安。到底是哪个部分有说服力？什么叫吻合？
加贺说了句“打扰了”，站起身来。
他在门口穿上鞋，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将手伸进口袋。
“对了，请把这个送给您儿子，有这个比较好。”
他递过一根陀螺线，比要作拿来的那根更细，是像缆绳一样拧起来的。
“陀螺都有适合自己的陀螺线，您家的陀螺如果用这根线，应该能转得很好。”
加贺打开门，但走出一步后又回过头来。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凶杀案发生在日本桥的小传马町，时间是在七点到八点之间。”
“日本桥？七点到八点之间？”
玲子小声重复了一遍，大吃一惊。要是这样，即便自己能够证明要作在八点时来过，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法成立。
加贺到底是来确认什么的？她正想发问，加贺道声“告辞”，关上了门。
细雨绵绵，好像要把人的身体裹住。或许已经到了真正的梅雨季节。佐川彻来到店外，拉下帐篷，将摆在外面的商品向里收了收，都是积木、剑球和达摩落之类的传统木质玩具。这家店就在水天宫附近，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夫妇经常路过。小学生和中学生想要的玩具不摆在店前，否则很快便会被顺手牵羊偷得精光。他曾经将流行的布娃娃摆在前面，最受欢迎的布娃娃都被偷走了，让人无可奈何。
他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发现有个熟人朝自己走来，是个穿白色Ｔ恤的男人。此人刚调到日本桥警察局，姓加贺。
“下雨了啊。”加贺用手遮着头。
“买卖的淡季开始了，但也可以认为是离旺季又近了一步。”
每个地方应该都一样。人形町周边也几乎看不到孩子，但到了暑假就会有很多孩子来店里。佐川心想，得做好进烟花的准备。他经营这家玩具店已大约二十年，大体知道商品的销售规律。
加贺看着木质玩具。视线前方是一个绘有绿色同心圆的陀螺。
“对了，陀螺的事解决了吗？”
加贺微笑着点点头。
“快了。您说得没错，我在童梦屋找到了。”
“对吧。那家店里有好东西，我偶尔会去看一下。”
这个姓加贺的刑警上次来时，问了佐川关于陀螺的事情。他首先问最近是否卖出过陀螺。
佐川说没卖出过，但被偷了。加贺很感兴趣，便问什么时候。
“六月十号。”佐川答道。他每天都检查商品的数量，摆在店前的陀螺的确少了一个。
加贺买了陀螺，并当场解下缠在上面的陀螺线，看了一会儿，小声说道：“是捻绳啊。”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绳子的名称，佐川听了很惊讶。
然后，加贺又问佐川知不知道其他卖陀螺的店。佐川只想到一家，就是童梦屋。听加贺的语气，他好像随后就去了那里。
“老板，您不问问吗？”
“问什么？”
“问我在调查什么啊。被警察询问时，一般人都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关于什么案子的调查’之类的。”
佐川哈哈大笑起来。
“像我这种外行即便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既然刑警都出动了，相比肯定发生了不好的事。就算问了，也只会让心情变坏。”
“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加贺说道。看来他在调查取证时颇为辛苦。
佐川拿起陀螺。
“开始玩具店就是出售童年的梦，必须时常保持快乐的心情，所以我不想听到坏消息。但请告诉我一点，我家被偷的陀螺跟案件有什么关系？您不用说得太详细，我只想知道是不是给谁派上了用场。”
加贺稍加思索，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能说，这是调查的秘密。”
“哦，果然如此啊。我知道了。加油干吧。”
加贺说了声“再见”，消失在绵绵细雨中。
第九章 日本桥的刑警
看到案发现场时，上杉博史觉得这起案件可能相当棘手。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果非说不可，就是凶手的好运。
六月十日晚上八点左右，小传马町的一栋公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是死者的朋友发现的。
死亡时间据推断应该不超过两个小时，而且发现尸体的人说，她原本与死者约好晚上七点在死者家中见面。如果计划未变，她应该会在案发现场，或者可能目击到凶手。说凶手好运，正是因为这一点。
调查总部设在分管案发地的日本桥警察局。上杉在那里见到了最早赶到现场的刑警加贺，此人刚从练马警察局调过来。
上杉听过几次这个名字。据说加贺靠敏锐的洞察力完美地侦破过多起凶杀案，而且曾在剑术方面称霸日本。
的确，加贺结实的身体上还残留着冠军的影子，但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表情却看不出一点敏锐的样子。上杉不喜欢他Ｔ恤配短袖衬衫的随意打扮。
“你总是这么穿的？”自我介绍后，上杉问道。
“也不总是，但基本如此。最近太热了。”加贺朗声答道。
上杉心想，这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他曾经听说练马警察局的加贺有着非凡的头脑和猎犬般的眼睛，如今见到本人后倍感失望。他的头脑和眼睛都丢到哪里了？或许是传闻太夸张了。仔细想想，如果他真的那么优秀，早就调到警视厅去了。
关于死者三井峰子，很多事马上便调查清楚了。她从事翻译工作，半年前离婚并开始独居。发现她的尸体的人也从事翻译工作。
发现尸体的第二天，上杉奉组长之命，与一个年轻同事一起去找死者的前夫清濑直弘。
听到三井峰子的死讯，清濑直弘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是一脸茫然，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露出悲伤的表情。问话的间隙，他还忽然嘟囔道：“是吗……那家伙……为什么……为什么会……”
他好像终于醒过神来，接受了现实。从他的反应中看不出任何表演的成分。
他非常配合，但上杉却没得到任何线索。这也难怪，他和前妻已半年多没见了。关于他的不在场证明，他说案发时自己正在银座和客户吃饭。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
接下来，上杉他们又见了死者的儿子清濑弘毅，一个小剧团的演员。
对于母亲被杀的原因，清濑弘毅也没有任何线索。他和母亲已经两年没有联系。他对父母离婚一事也持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不清楚他们离婚的原因。
“现在中年人离婚也不稀罕，随他们去吧。”清濑弘毅满不在乎地说道。
上杉再次认识到，所谓的孩子，终究只是这样的生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长大的，很快便忘记父母曾给予的保护。据说清濑弘毅从大学退学当了演员，但正因为他当时是个大学生，才有工夫沉迷于演戏。
看到清濑弘毅，上杉觉得这个人还没有长大。他的父母还必须严加监管，以防他走上歪门邪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和年龄没有关系，需要父母的判断。这种判断对孩子的人生来说十分必要，而且只有父母能那么做。
他们又调查了清濑弘毅，发现他和一个叫青山亚美的女服务员同居。房子是女方租的，他只是蹭住。
果然不出所料，上杉心中嘲笑。根本就不是独立生活，只是换了保护人而已。上杉心想，自己如果是直弘，生拉硬拽也要把弘毅带回家。
和他们一样，其他侦查员也陷入泥潭。有目击者说在当天下午五点半左右看到保险推销员从死者房间走出。由于推销员的供词有疑点，大家还认为凶手就是他，结果他很快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至于不在场证明是如何确认的，上杉不得而知。
调查会议每天都开，但连嫌疑人都找不到。死者三井峰子的交友圈并不广，平常来往的仅限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了解三井峰子的人都断言，她不可能招致别人的怨恨，也找不到什么人会因她的死亡而得到好处。但从现场情况判断，凶手的目的明显不是强奸或抢劫。
唯一的进展是，几个被认为不可能的谜团都已有了答案。例如现场的人形烧中为何有芥末，为何厨房里有新厨剪却又买了一把新的。只是在开会时，上司仅仅说“这些和案件无关”，至于是谁通过什么方氏调查清楚的，上杉并不知道。
案发后第六天，终于发现了可以称为线索的东西——三井峰子的手机在案发前留下了一个来自公用电话的来电记录。警方查明，她是在离家二百米远的一家西饼店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店员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
“喂……啊，什么啊。为什么用公用电话……哎呀，那可真糟。啊，稍等。”
。
据说当时的对话大体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三井峰子没用敬语，因此对方肯定是她的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晚辈。
打来电话的人不一定是凶手，但很可能和案件有关。他们开始重新调查三井峰子的社会关系，彻查她学生时代和家庭主妇时的朋友，查找有没有人联系过她。
上杉也参加了调查。他只对一点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查到她去过西饼店呢？会议对此未作任何说明。
这次的调查真奇怪，他呆呆地想道。
西饼店店员的证词让调查有了起色，但警方没有从三井峰子的亲戚和老朋友那里得到任何有益的信息。这时，他们新发现了一个事实，据说三井峰子跟离婚时的委托律师商量过财产分割事宜。正式的财产分割已经结束，但三井峰子希望重新跟前夫交涉。她好像终于体会到一个女人独自生活的艰辛。
但若没有任何理由，很难再度进行交涉。三井峰子很可能开始考虑，如果能证明直弘在离婚前就有外遇，但可以要求他支付精神赔偿金。但三井峰子始终只把这件事当作假设的前提跟律师商量，所以那个姓高町的女律师也并未积极地把详情告知警方。
他们马上对清濑直弘进行了调查，一个疑似他女友的人浮出水面。清濑离婚后立刻聘用了一个叫宫本祐理的女人当秘书，公司里有传言说她可能是社长的女友。
如果两人的关系在直弘离婚前便已开始，三井峰子或许能拿到精神赔偿金。和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终于得以查明。
清濑直弘有不在场证明，但如今登录黑网站买凶杀人已不鲜见。调查宫本祐理和清濑直弘关系的工作落到了上杉头上。
“你找这个人查一下。”组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岸田要作”和一个地址。
“岸田……好像在哪里听过。”
“他是全权负责清濑直弘公司税务的税务师，和清濑有近三十年的交情。向直弘公司的员工问起宫本祐理，大家都说，岸田最清楚社长的私生活。”
“我记得在三井峰子手机的已拨电话记录里有岸田事务所的电话，是吧？”
“对。关于这一点，岸田说三井只是跟他商量确定申报一事。”
“真的只是这样？”
“不清楚。你调查时也顺便问一下。”
“我知道了。”上杉将纸条塞进上衣内兜。
“找个年轻人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这点事我自己就行。”上杉说着拿起外套。
当他走出日本桥警察局时，听到身后有人喊“上杉警官”，回头一看，只见加贺正快步追来。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吗？”
“你知道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