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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喃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掣，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酌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①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个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① 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的年曾任首相。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玻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 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器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 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眼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我们已经看到．动物的侵略性并不符合“液压原理”，而是符合生理需要。人类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侵略性也是由生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同时．事情也不象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么简单，即人的侵略性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大概能够说得明白：一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身上日日夜夜不离一把手枪，一旦受到他人威胁，立即拔枪相向，你既不能因为他总带着枪就断言他天生是个杀人狂，也不能要求他在受到威胁后再去学会射击。
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一些例子。在中非的丛林中生活着俾格米族人。他们以狩猎为生，情况同三万年前的原始猎人差不多。俾格米人把丛林看成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只猎取做为食物所需要的野兽。因为不知道如何保存兽肉，所以也没有储存。这样，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没有私人财产。俾格米人没有首领，因为确实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每个人都按照环境要求自己的那样去生活，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俾格米人有着深刻的民主感。当然，这里也不存在剥削：难道会有谁指使别人出去为自己打猎吗？如果那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里的家庭生活是平和的：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但离婚相当容易，婚前性生活不被禁止，性欲也不被看成罪恶的东西。女人怀孕以后，她和他就自然成为夫妻，而且多数会白头到老。
俾格米人即使在狩猎不顺利、食物发生短缺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相信养育他们的丛林。这样的部落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更多。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已能满足过一种安全和幸福生活的需要。
我想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全面而系统地认识问题，而不能孤立地抓住一点。
人类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这场约一万年以前发生在小亚细亚的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发展。从那以后，除了自然的恩赐以外，人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生产一些粮食。在这场革命的早期，社会仍是十分平静的，和现在的俾格米人部落差不多，而且，由于农业很可能是由妇女发明的，那时的社会还基本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左右，事情才完全起了变化。这时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大大超过自身需要的东西了，于是出现了奴隶、军队、政府、战争、剥削、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侵略，人们开始学会抢劫、偷窃、剥削，自然的民主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人的侵略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动物相同的自卫本能，第二类是人独自具有的、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有一个名词叫做“嗜尸癖”，这个题目太大，不可能在此详加论述。
人的第一类，即生理性的侵略性与动物的相一致，这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生理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加强烈。造成这一区别有三个原因：
第一，动物只对眼前的威胁做出反应，而人则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对未来做出预测。人在反抗当前的威胁时，还要预防某些可能在将来构成威胁的潜在的因素，这样，他反应的范围就扩大了。
第二，人容易接受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和宣传。有时，当他听说自己正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就如他真的受到威胁了一样。当然，在动物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第三，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旦这些精神的因素受到威胁，人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象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因素受到威胁时的情况一样。
人类的第二类侵略性是非生理的、为人所独有的。它不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人的品格所决定的。它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些现象。
我们说“性施虐狂”，这一般是指一种只有在虐待和殴打异性时才会激起性欲的人，也可以指一种渴望对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的人。施虐狂的实质就是要完全控制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动物，孩子、成年人等）。
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施虐狂外，最常见的还是与性完全无关的“冷施虐狂”。它同前者本质相同，也是要完全控制另一个人，能够塑造他，象陶工塑造泥胎一样。
还有一种经常发生在母亲、老板等人身上的情况：母亲教养自己的孩子、老板管理自己的下属，虽然看起来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对象的利益，而有时也确实如此，受控制的对象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对象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有时服从的结果虽然得到某些利益（如升学、迁升等），但却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伤害。
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的同名主角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发现自己权力无限，用不着受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他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自已朋友们的妻子，并且故意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谋杀他，并且仍旧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甚至不敢流露一丝不满，否则就可能被皇帝杀掉。卡利古拉杀掉朋友不是因为他不再信任他们，而纯粹是由于杀人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杀人已无法使他满足以后，卡利古拉进而想要月亮，想长生不老，而这种超越人类存在条件的欲望最后将卡利古拉逼上绝路——他发疯了。他无法寻觅回到人类现实之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疯狂不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疾病，也是解决人类存在难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否认人类力量的限度，而现实的限度又使他无法超越时，他就会变得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狂又是一种哲学，一门宗教。
如果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卡利古拉式的人物只在古罗马才有。而从那时以来，全世界产生了不少新式的这类人物——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例如希特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幸好，大部分施虐狂产生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象卡利古拉那样极端。当然，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也会为施虐者带来满足。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有此种表现。现在的孩子们不那么听话了，但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医院经常收到一些被自己的父母虐待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而这还只是所有受虐儿童中的极小一部分。无论是根据法律还是习俗，只要父母认为他们是为了子女好，而后果又不是特别严重，他们几乎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警察、护士、狱卒中间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小人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比起孩子、病人和犯人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虐待狂在官僚中间也很流行，我想举一个无疑是大家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外面有十五个人排队等候办理手续。下班时间到了，排队的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当五点钟的钟声一响，他猛地一下关上小窗，使那两个人空等一场。这时，你如果能进去看见他，也许会发现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本来只要一两分钟，他就帮了这两个人的大忙，而一般善良的人也无疑会这么做，但是他偏要让这两个人白等，让他们明天再跑一趟。他对自己有权这么做感到满足，就象可以因此多挣半天工钱似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狂症状。
还有一个很坏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