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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无法象物那样从外部进行定义，我们只好以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定义人。于是，“人是谁？”即“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当然，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是人类的一员。
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对于上述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工人，一个医生。然而，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本身的任何问题，这样的回答连真正答案的线索都没有提供。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任何人都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伦理和心理的趋向，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某人的这种倾向是永久性的？抑或某些强烈的经验将使这种倾向改变？人们在一生中究竟能否达到这样坚实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最后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有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点，那么如果他们的生命继续延长，情况又会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结构。
在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双方都充满仇恨。被剥削的一方自不必说，剥削别人的一方的仇恨来自对有朝一日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另外，他们还仇恨任何打乱秩序的动乱，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籍，不至因为剥削别人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只要缺乏平等和正义，仇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继续以谎言来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侵犯辩护，真理就不能胜利。
有些人声称类似平等和正义这类原则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想，而不是人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地驳斥这种观点。但是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只要看一看，人们对于他们的敌对集团侵犯这类原则所做出的反应，就能明白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确实存在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强烈的价值观念。人的意识的最敏感之处莫过于他们对于侵犯正义和平等所做出的反应——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并且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如果人没有平等和正义等道德的本性，这一切现象又怎么可能产生呢？
要结束现代消费社会中被扭曲的人的状况而使真正的人类历史得以开端，只对这种状态全然认知仍是不够的，还必须伴有同样全然的忏悔精神。忏悔不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遗憾，而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个充满忏悔精神的人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无法容忍。在人类的所有的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然而真正的忏悔究竟在何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灭绝迎南部落的暴行有过忏悔吗？①美洲人对于扫荡印第安人感到过忏悔吗？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罗马天主教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然而，个人的忏悔无助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于是，我们仍然走着老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敌人，而另一只眼睛则什么也看不见，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坏事无动于衷。
① 据《旧约》记载，迦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后以色列人首领约书亚率众攻占迦南时，一路上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
智力完全可以为了邪恶的目的服务，而理智却不然。理智意味着我们认知了现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故意歪曲现实。
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已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斯宾诺莎向我们指明，欢悦的对立物是沮丧，而看来欢悦乃是理性的产物，而沮丧则来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旧约》中有着最清楚不过的证实：以色列人生活在富足之中却缺少欢悦。
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知欢悦为何物，却没有一个人从未感受到过痛苦，无论他们多么固执地压抑自己对于那痛苦的惑受。同情心和对人类的爱是不可分的，没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同情。冷漠是与同情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病态。
先知与现代人
除了正牌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外，先知对于今天的其他人还有任何意义吗？或者说：难道先知在今天不应该仍然具有意义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却需要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认为先知已经完全与己无关，先知对于我们才更加有意义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就《旧约》中的先知究竟是什么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先知是一个能揭示已被注定的未来的预言者吗？是一个只带来坏消息的人吗？是卡珊德拉①的子孙？或者他是一个传神喻者，象特尔斐②的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
①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罗爱上她，赋予她预言才能，但公主不肯顺从他的意思，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她曾预言过特洛亚城必遭毁灭，希腊人留下的木马里潜伏着危险，却无人理睬，终使特洛亚城陷落。
② 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特尔斐的”亦指“神示的”。
首先，先知们并不决定一切。他们并不违背人的意愿而替代人设计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观察者，却并非预见者。他们道出的事实是：人可以并且必须在各种可能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些不同的可能却是早已注定的。人需要作的不是决定，而是在已经决定了的种种可能性中间进行选择。在《圣经》中，先知们生活的年代，要么祟拜国家的、土地的和一切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权力，要么毁掉那国家，驱赶它的国民。
人民必在这两种选择中决定取舍，而先知负责将这两种选择解释清楚。我想强调的是，先知的解释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只具有道德和宗教的含义，而且有着十分清晰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① 的内容。他们意识到这个近东的小国家（指古代以色列——译者注）失去了精神依托，将象其他的小国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败落。人民要么看着它败落，要么停止对它的崇拜。
①realpolitik，德文“实用政治”。“强权政治”的一种委婉说法。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希伯莱人让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国王，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告诉他们：立一个王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让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然后他让希伯莱人在自由和国王之间进行选择。希伯莱人还是选择了国王。上帝于是让撒母尔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同时警告他们这一选择将带来什么后果①。
① 据《旧约》《撒母尔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要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毋尔不悦，去问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他神。……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这个故事指出了先知的第三种作用，即他们对于将导致恶果的选择提出警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干涉人的行动，上帝自己也不在这种问题上运用奇迹。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
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已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正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清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
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已。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
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
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之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
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
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尽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