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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1945年3月仅泽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他告诉我，1100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全书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