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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棋院的关系立刻别扭起来。棋院方面一再
强辩说，辞呈既是我师傅濑越先生提交的，就等于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样。
因此，若想复归日本棋院，就必须就退出一事承认错误。我却反驳说，应
该道歉的是棋院，莫须有的事怎能让我谢罪？我从不记得脱离过棋院，也
没收到任何有关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脱离日本棋院”
这一事实的存在。应该说，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谓“复归”问题
根本不能成立。
记得有许多人为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在我们双方之间奔走调停，特别
是“清峰会”的发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热情地充当了我的调
停人。记得前田先生曾说，只要我承认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后的事就都可以
圆满解决。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让。即使是师傅提交的辞
呈，只要它不是我写的，我就决不承认是出自本意。我认为，若是违心地承
认了，将给我这样的侨民身份的棋士在履历上留下污点。进一步说，给我的
历史上抹黑，就等于是对居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十亿中国人的中伤。我要永保
纯洁的棋士声誉，就决不能有负于中国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认了脱籍之事，重新复归棋院，对我个人肯定
会有许多好处。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见利忘义、违心从事了。
不过，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纪念会”为契机，日本棋院正
致力于改善与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美国之游
昭和四十六年（1971），我谐同妻子到美国去旅游。此行目的是巡视一
下美国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时为建立日本棋院会馆募捐。沿途访问的
各个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规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
之二十可作为我们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想藉此机会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
费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报酬。这次旅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是我首
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们夫妇成家后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是洛杉矾、纽约、旧金山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各
地支部的热烈欢迎。我每到一个支部，都与众人作多面打的教习，在举行教习
时，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处游览。在纽约，华侨宋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
联合国总部。恰值中美刚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发表
了演说。这时，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我们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
我至今难忘宋先生谈及此事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虽然台
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大家同是炎黄子孙，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我们在洛杉矾住的饭店是上个世纪建成的；日式建筑。风格朴素坚实，电
梯的门须自己动手开关，咯登咯登地显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缓慢。旅馆里没
有餐厅，用餐时得上街去找饭馆。我们每天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餐，那里有大
批工人就餐，虽然气氛有点儿粗野，却充满了生气。我一边望着工人们进进出
出的身影，一边悠闲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饮咖啡。这里的咖啡无论添加
几次都不再收钱。从那以来，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后，竟成了咖
啡嗜好者。
我们还参观了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第一次接触美国社会，使我处处感到
新鲜和惊奇。
不到一个月，我们夫妇的美国之游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那种轻松愉快
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后，准备衣锦还乡，探望台湾的父老
乡亲。为了报答师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请我同行。借此机会，我打算护送
母亲到台湾的大哥那里去往。
阔别十三年后的台湾棋院，机构比以往更加健全，围棋的开展也兴盛
起来厂。与前次访台一样，我们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同时还见到蒋介
石先生，畅谈了一番。
访台后的第二年，由于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所以离开了居住十年之
久的小田原，移居东京，住进新宿区四谷的公寓里。那年，我五十二岁，
正是在名人战中败北后不久，苦虑于与读卖社交涉之中。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
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
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
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
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此后，我终止了与读卖社的关系，在与日本棋院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
情况下，几度参加了“王座战”、“专业十杰战”和“十段战”。可惜由
于身体欠佳，常常被医生禁止参加比赛，不得不一再忍痛远离对局场。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已经长大，但我的中国（台湾）国籍影响
了他们的婚姻、就业等问题。于是我决定去找曾历任法务大臣等职的稻叶
修先生商量，请他帮忙办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续。当时稻叶修先生说入籍日
本并不难办。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绝非那么
简单。
在我申请加入日籍的时候，即昭和五十三年（1978）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哥吴浣突然打来国际电话，告诉我“母亲寿高九十无疾而终”。尽管我
早有心理准备，但诸兄弟中唯我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她的死使我感到非常
地悲痛。可是一想到母亲在数年前曾多次来信嘱咐，叫我不必为葬礼担心，
加上我目前的处境也很为难，因此没有赴台送葬，只是在日本遥祈冥福。
母亲的葬礼是在她死后一个月，即昭和五十四年（1979）一月末举行的。
听说，葬礼虽然很朴素，但对家母“动荡百年，浩然一生”之荣耀的追显
十分得体，完全符合母亲生前的愿望。
在母亲安葬后不久，大哥大嫂便离开了台湾。在战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
里，家兄一直为台湾棋界的兴盛而致力于围棋的音及活动。当上棋院顾问后，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从不计较报酬。由于各种原因，他终于下决心
移居到儿子们的居住地——美国。
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大儿子家里落了脚，不久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他
的大儿子当时在美国航天局担任工程师。由于缩减，被裁失业。后来又学农
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以农业博士的身份而异常活跃。
大哥的二儿子是台湾的公费留学生，现已成家，住在洛杉矾。三儿子是
设计师。大哥一家都定居美国。他现在过着隐居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收到
日本寄来的围棋杂志。每日“神驰纵横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阴谋”。
二哥吴炎，战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工作。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多
年，文革期间也被红卫兵戴过高帽子，现在在医学科学院教授英语。昭和五
十五年（1980），他访问了日本。阔别四十年后，我们终于重逢了。回忆起
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再看看双方都已鬓发苍白，不禁使人百感交集，感慨
不已。
另外，我的三个妹妹都还健在。大妹一家住在上海，生活安康。二妹住在
台湾，从前她单身住在我那里时，取得了〃草月流师范”插花教师的证书，现
在台湾开设了一间“插花教室”。小妹也在台湾，听说是为日本旅游者担当
翻译。
昭和五十四年，我的申请顺利获准，再次得到了日本国籍。这样，三个儿
子，除长子专攻音乐以外，都已步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这样设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美
国的兄弟姊妹趁着健在的时候能欢聚一堂，该有多好啊！可惜，在当前的国际
形势下，这个想法只怕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日中围棋交流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
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
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
呢？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的昌盛时期曾几度出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
棋经》，大约著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距今较近的清朝乾隆年间围棋也很兴盛，因乾隆年间是清
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曾有黄龙士（号月天）、施襄夏（号定庵）等名棋士称雄于
棋坛，当年的棋谱至今仍在广泛流传。但那个年代下棋时，首先在四个角的对角线上各置黑白二
子之后再开局，看来这似乎是为了防止模拟棋的意思。另外，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规走，即每将对
方的棋切断一次，都可获得两目，并将此称为“数块子”。要想提取靠近中腹的子，双方的棋都
要多次被分割，因而当年那种白刃格斗、力战求胜的棋风为数众多。
因为交手前在星位上都各置二子，所以过去对布局的研究不是很多。然而中盘的格斗术却倍
受重视，并有精深的研究。查看当年的棋谱即可知，过去的格斗力比起当今日本职业棋士来讲，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随着清朝国势日趋衰败，以及世界列强入侵的灾难降临，围棋艺术也呈现出百花凋谢、
万木枯黄的凄惨景象。我出生的年月，也许就是中国棋坛最为衰败的年代。但是，今日的中国起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围棋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棋界人士为了赶超当代围
棋先进国——日本，正在齐心合力加倍努力着。
看看当代的中国棋坛，在先驱者陈祖德之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望的棋士，如聂卫平、
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等，真是人材济济、新秀辈出。目前他们与日本棋士正在进行广泛的
交流，而且在与日本年轻的中坚职业棋士的交锋中取得了旗鼓相当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棋
手的棋力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接近日本了。
但是，也许受清朝以来传统势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棋手虽然中盘战斗力很强，可惜从布
局到中盘阶段的战略上的研究尚且落后。公平而论，中国目前的棋力与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贴
三目尚且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的共同看法，中国方面也不否认。依我个人之管见，中国要想提
高这贴三目的棋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围棋活动，但鉴于围棋机构的组建还刚刚着手，如北京、上海、
四川三地已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棋院。可是要想达到大多数人都能日常性地接触围棋的阶段还相差
甚远。从现在来看，中国在国家建设上首先面临着许多课题。因而对围棋的预算不会很高。中国
与号称“围棋人口一千万”的日本相比，恐怕难以相提并论。另外，中国在对局谱的研究上也几
乎全是参照日本的棋书和报刊来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下，年轻新秀很难有机会在高水平的实践中
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作为极其宝贵的机会——日中围棋交流，一年却只有一次。单凭这点，要想
拉平贴三目的差距，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中国要赶超日本；唯一的捷径是派有才华的年轻棋手赴日留学，不断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
迅速增强棋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有一、段时期，中国方面也曾认真地考虑过派遣围棋留学生
的事情。
当我听说中国方面有意派遣围棋留学生之后，曾决心尽力促其实现。但听说日本棋院只承认
聂卫平、吴凇笙为五段，其余的入最多视为二段或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段位评价太低，因而十分
不满。
三年前，海外的大哥吴浣访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即让中国棋手从五段以下开始对局，
只要他们凭实力连胜升级，一直升到能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即可——采取这种形式来决定留学与
否。于是，我带他走访了日本棋院后，终于得到了同意。这样，剩下的问题是谁来支付留学生费
用，以及何处安排他们的住宿。
中国方面很担心的是赴日留学棋手的教育问题，害怕他们会沾染日本社会的不良习气。对此
我考虑由我来收留们，叫他们在我的小田原的家里，一边自己起伙，一边作为日本棋院所属棋士，
每日上棋院学习，这样就可放心了。因为中国人都擅长烹调，自己起伙并非难事。况且我家住上
五、六个人，仍然绰绰有余。同时我还想，我素与诸般恶劣嗜好无缘分，由我来收留围棋留学生，
别人或许不会担心管教不严吧。
有关费用的事，为了和读卖新闻社协商，我特意登门拜访了副社长原四郎先生。据该社的答
复说，像目前日中围棋交流中邀请中国棋士来日的饭店房费、随行人员费用、交通费、欢迎会等
费用支出，总计约需三千万日元。但是，我若接收五个留学棋手的话，根据读卖新闻社围棋责任
记者的估算，假设他们在日本棋院的对局成绩能达到胜负各半，那么为期两年的费用将比上述的
邀请支出要便宜得多。因此，我当即向原四郎副社长提出请求，希望以两年的留学费用力名目，
援助一千五百万日元。
听了我的“宏伟计划”，原四郎副社长也很感兴趣。当下约好，为促成此事而共同努力。
当我将日方大有希望的意见转告家兄后，他立刻通过中国围棋界的负责人，征得了国家体委
主任的同意。另外，担任“留园会”会长的盛先生也特意向中国驻日大使打了招呼。
想不到功败垂成。那年十一月，读卖新闻社就日中棋士交流问题递来一封谢绝信。理由是：
因有各种情况以及小田原离棋院太远，难以监督。所谓“各种情况”，可能是指关于日本棋院与
中国围棋协会的备忘录之事。对于“难以监督”来说，让中国留学棋士住到我的小田原家里，由
从未沾染过恶习的我来亲自监督，且不说可以保证督学，单就修业环境来说，那里也是再好不过
的地方了。可惜此事未成，我深感遗憾。
我与中国棋界的交往，自战后在日本再会梅兰芳以来，持续至今，始终未断。陈祖德和聂卫
平访日期间都曾专程来看我，我也给他们送了棋书。虽然我力不从心，但对中国棋界的发展，今
后仍然愿效微力。
围棋的国际化与规则问题
日月如梭，日本自战败以来已四十年了。在此期间，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围棋
的受宠地位也日益提高，呈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在围棋越来越大众化的同时，职业棋士
的对局费和奖金也有所增长。建立在“国民喜爱”基础上的棋士生活，不但安定无忧，而
且社会地位亦显著提高。以至有人不惜辞去一流银行的高薪职务而希望作一名职业棋士。
可是，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靠对局费维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若从今日棋界的繁荣昌盛来
看当年的贫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它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也不为过。
随着日本围棋人口的扩大，布局与定式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不用说职业棋手，业余棋
士的棋力也大有进步。日本棋界出现如此鼎盛的局面，不禁令人感到万分欣慰。
可是，若从我这样的“国际人”的立场来看，不管日本围棋多么兴旺发达，假若日本
棋界对现状感到满足就危险了。从世界的角度观察一“下，可以说围棋仅在日本一国热火
朝天还远不解渴。围棋——这种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应成为全世界的爱好。我们
完全有理由通过围棋来扩大国际交流。这正是我热烈期待着的事业之一。找再次呼吁，希
望日本棋界有关人士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通过围棋加深各国间的友好，为世界和平及国际
友好而作出贡献。
但是，从当前围棋的国际普及形势来看，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今昔相比，尽管国际
普及有所扩大，但比起高尔夫球、芭蕾舞、柔道等体胃项目来，我认为普及的速度太缓慢
了。如此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竟然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冷落，究其原因，恐怕只能归
结于普及方法上的缺陷了。
我认为，在围棋的国际化问题上，只要实行如下两点，就会使普及速度明显地加快。
首先，将围棋传授的重点放在女性一方。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