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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 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
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
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
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
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
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
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
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不须请医生、光凭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万万没有想到，享受了两个月的安静时光，我大有收获——彻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气。这是因为我每天躺着不动，腹内支撑小肠蠕动的腹膜完全长好，小肠下垂现象便不复存在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进入静养生活的两个月后，再也不发烧了，并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渐地增加日光浴的锻炼。日光浴是从晒足十五分钟开始，这样循序渐进地加强锻炼一个月后，允许每次全身晒一小时。
住院期间，来探视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临。据先生说是拜访了富士见的老相识后顺便来看我。她还特意为我带来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作弟子》一
书，并有数册日莲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书。如此厚待，对除了看书别无他求的我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记得当时喜多文子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东京方面，由于时局异常骚乱，人人都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就连我丈夫六平太的能乐教习也很少搞了。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比起来，我倒是因外出教习增多而忙得不亦乐乎呢。”
将要入冬时，经允许我可以慢慢地散步。于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转转，显得异常活跃。富士见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极目远眺，一边像海一样，到处生长着芒草，金风拂荡，漫山遍野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尔卑斯山脉，座座峰峦头顶着初冬的白雪，默默无言地高耸入云。向北望去，八岳山挺拔险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剑刺破天空，干燥的空气，晴朗的蓝天，站立高处，冷飓飓的风迎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脚个的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养育我长大的北京风光。每当找独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够从胜负场上那乌烟瘴气的日月里逃脱出来，不但对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庆幸，我终于享受了生来未遇的安静与修闲。
新鲜的室外空气对我这种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药，因而疗养所规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许将窗户关死。富士见高原一到严冬季节；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连门
的金属把手都冻得冰凉，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会粘掉一层皮下去。而我却只穿一件睡衣、仅盖一条薄被便度过一冬。身体确实受到了一番严格的锻炼。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濑越先生前来看我。他一进病房，觉得太冷，十分吃惊。于是劝我说：“如果禁受不住这里的寒冷，就提出来，千万别客气！”在伊豆也有个疗养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住院。先生来时紧裹着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却若无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许身体早已逐步适应了寒冷，因而并无那么冷的感觉吧。所以我对换个地方疗养之事丝毫也不考虑，对先生的深切关怀感谢一番后，便一口谢绝了。
后来，经允许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于是就常到富士见车站附近去玩。
那时，由于“日华事变”，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战争风云。日本各地到处都可见到为出征兵士们送别的场面。富士见车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拥挤在车站。那时，我一直盲目听信了“日中战争是为大东亚的和平而战”的日方宣传。然而我的心中还是不禁泛起阵阵杂乱的疑团。，每当看到送别出征的情景时，我总是久久地眺望，思绪万千。
就在疗养院内最大的一间病房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地图，患者们每天都将日本军进击的状况记录其上。他们在我的面前总是避而不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间最
大的病房里，除了日本军进击而别无其他话题。
富上见疗养所里有许多病房，其中“白桦病栋”为最上等。那里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疗养。我认识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儿子永田亮一先生，画家曾宫一念先生，还有一位稀客——萨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疗养过。
据说萨摩先生是个出身亿万富翁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一辈子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将财产挥霍殆尽。夫人出院后不久，当时耗资三万日圆，在疗养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别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体明显恢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人结伴访问了那座豪华的别墅，并和那绝代佳人照了纪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战火中全被焚为灰尽。
结核病的疗程很长，疗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病一般在疗养初期退烧很快，眼见着明显地好转。可是疗养到一定时候，“自感症状”虽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显的效果。
遇到这种状况时，丧失耐心而未能彻底疗养至康夏的人，有的吸烟、饮酒，有的偷跑出医院，于是造成病情再度恶化的不乏其例。年纪轻轻就因旧病复发而归天之人，在我身边也历历可数。记得富士见车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库〃 （注：弹子游艺厅），一到夜里，常有一些病号从医院偷跑出来，在此寻乐和消磨时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见病栋”，这里有许多《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来往院。菊池宽先生的情妇也在此疗养过。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个比我晚一个月入院的人，名叫千叶。他也是《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千叶住院期间最爱玩克郎球，邻近的克郎党徒们每天聚会，架起克郎球盘大订一
场。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越打越精湛，这个游戏后来逐渐在全疗养所风靡一时，由于大家越打越上瘾，惹得医生们不得不采取将克郎球盘没收入库的高压政策。
千叶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间和我交情最深。或许他过于年轻气盛，见自己的病情恢复缓慢，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又患了失眠症，异常苦恼。我见他时
常背地里吸烟，还偷偷地往眼药瓶里灌注威士忌，于无人处悄悄地一饮而尽。我出院后，他的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终于成了不归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当我的病情有显著康复的结论后，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之任。
这个“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实地成为秀哉名人最后的一盘棋。从六月二十六日于箱根开局，中途由于名人病情恶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时便中断。然后过了三个
月，于十一月十八日于伊东再次交战，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对局的天数共十五天，限用时间各为四十小时，成为载入棋史的一场重大对局，同时，这也是“世袭名人制”时代名人最后的一局。木谷为了此局，决定当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对其他的棋战一律挂起免战牌，在半年之间全力以赴地迎战秀哉的“引退棋”。
这盘棋结果是木谷实黑先五目胜。此局乍看朴实无华，但却十分复杂。由于名人抱病对局，下完这盘棋后，大约过了一年，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别了他那叱
咤风云的棋士生涯。
这盘引退棋的观战记者由川端康成担当。数年后，他将观战记汇写成一部小说《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称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读不厌，千古流芳。
对我来说，于病中担任如此重大对局的解说，无疑是副重担。虽然疗养所的医生嘱咐过，不许我过于勉强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对局之中怎能允许有错误的解说，于是，我便叫人将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盘与棋石送到病房里。需要研究的棋谱每周由每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鸿原先生亲自带来，由我看过之后加以解说。可是，到了中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冷不防地让我看谱，要作出漂亮的解说实在是有些强求。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地展开棋谱，反复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实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为观战记的执笔人，真是费尽了心血。有一次，他说：“我想看看吴六段是怎样作解说的。”于是，特意和鸿原先生一起到疗养所来看我。
自我住院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疗、名人的引退对局不得不中断的时候。
在我往院期间，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