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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动乱，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动乱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1）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2）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动乱，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
第三部分 儒道之争 三 无为之谜（3）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简化人民的思想（虚其心），填饱他们的肚子（实其腹）；削弱人民的志向（弱其志），强壮他们的身体（强其骨）；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也就是说，肉体生存是必须保证的，物质需求也是必须满足的，精神生活就免谈，思想文化更是要不得。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哈！这岂不是喂猪喂狗、养马养牛吗？《老子》一书，基本上是韵文。所以，我也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押韵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