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高，真不好意思！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更让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单说那个文艺工作者，文学家且不说，如果要说杨钰莹董文华赵薇等都是知识分子，就羞死我们了。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觉到害羞，他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南开大学博导葛荃也不好意思的表示：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余英时先生跟着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我也不好意思，只有咱们中国，才会认为，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拥有些什么知识，受的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按照咱辞典的定义，中国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拥有硕士博士文凭呢），以及马加爵们、刘海洋们，就都是知识分子了，这也太吓人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得小心点，虽然法国知识分子在起源时带有贬义性质，但是咱总不能如此恶心人家“知识分子”概念吧？
4、知识分子皮毛问题
《辞海》对知识分子界定后，附着这样一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不同的阶级。。。。。。。〃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到底有皮没？若有，在何方？若无，皮子不存，毛将附焉？
中西方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的卡尔·曼海姆（K。Mannheim）是这样论述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无根，所以他们是自由漂移的，这种状态不错，我 喜欢。但是没想到咱们的领袖对这种状态不满，他要学雷锋做好事－简单来讲，就是拔毛！老人家认为：知识分子无皮，他们是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领导革命群众到资产阶级身上拔毛，然后把这些毛毛移植到无产阶级身上。这样无产阶级就不怕冷了。当然，后面的这一个意思老人家没有明明白白的说，但是我是这样领会的。在领会领袖意思方面，我向来以为自己是足够心有灵犀的。我觉得老人家象个大家长，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对双胞胎，乃是同时出生的，但是老人家对无产级级有那么点偏爱，私下里可能觉得无产阶级长得有点秃，所以老人家就时不时的找机会搞点拔毛小运动，这叫杀富济贫，拔毛救秃。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被毛主席那么一拔，就鸡飞狗跳起来，最后发展到互相拔毛。你叨我一根儿，我叨你一根儿半，结果都秃了。导致现在，咱们知识界还有点秃。
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无根论已经受到挑战。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给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文化资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在社会中正在变为统治者。古尔德纳认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而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作〃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资产阶级〃。我们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知本阶级，似乎跟〃文化资产阶级〃是一回事儿。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欣慰多了：现代及未来的知识分子，将会拥自己的皮，看谁还敢拔我们的毛？
5、总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我认为，知识分子其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唯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海Вㄇ寤笱Ю废当弦担�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难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 ，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朋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有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但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下，从容饮鸠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象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的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颠覆’，作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有点类似余杰。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象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罗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的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那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
第九讲 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上）
一． 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推测
大部分研究中国婚姻史的学者们，仍然进行着19世纪西方民族学家和中国先秦时代以前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的工作，即，推测古代婚姻形式及其演变过程。结果如下：
1、原始群婚阶段。
中国近现代学者研究上古时代的婚姻制度时，基本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作为他们重要理论来源的摩尔根的影响。马克思在其；《摩尔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