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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学习的是汉文化。那些厚道、耿直、勇于承担的男人，则赞美为男子汉、好汉。在这片国土上生活过的人们，也因此被称为汉族。甚至在后来长达2 000多年的历史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地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种族，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汉族这个大家庭中来。他们认同汉文化，为汉文化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所倾倒、所迷醉。
园丁与果树之间的信托关系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次年正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确立太子，但汉文帝却回答说：“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儿子，我要为天下人着想。所以，等到我年老、体弱或者不能胜任的时候，我就要采用禅让制，把我的职位禅让给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
与西方的民主选举不一样，中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领袖，采用的是禅让、世袭或者革命的方式。其中，禅让制是人们公认的最理想的选拔继承人的方式，据说上古时期的领导者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天下人中间来选拔合乎道德的继承人。
确立太子是古代中国人选拔未来国家领袖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具有父子相传的特点，被人们称为世袭制。虽然现代学者对世袭制的负面批评很大，但世袭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避免人们为争夺权力地位而引发政治上的风险。
与西方的契约社会不一样，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信托社会。契约的执行需要监督，信托则是一种信任与期待。无论通过禅让，还是通过世袭登上王位的国家领袖，人们都会对他抱有极高的信任与期待。
只有园丁式的管理，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任与期待。人是一种会思想的果树，如果他们无法相信园丁，他们就无法安心做一棵安静的果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中，人们看重的通常不是权力上的争夺，而是君臣道义上的互勉。当管理者成为慈爱的园丁，员工成为快乐的果树，人类社会就能够再度成为一个伊甸园式的天堂。
当然，事情总是难免会发生意外。如果国家领袖辜负了人们的信任与期待又如何呢？那就只好用革命的手段，让一切恢复正常状态。
作为一个园丁式的好皇帝，汉文帝面对的是普天下那些果树一样可爱的老百姓。他之所以准备采用禅让的方式选择未来的继承人，也是为了果树们的幸福生活着想。但大臣们坚持说：“禅让制与世袭制其实各有利弊。虽然传说中的尧、舜都因为禅让而流芳至今，但从夏、商、周三个朝代以来，人们却一直都在采用世袭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的现实需要。再说了，无论是禅让制还是世袭制，关键在于候选人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人品。现在，您的长子刘启就是这样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就请您立他为太子吧！”
汉文帝思之再三，认为他的长子刘启的确是当时最合适的候选人，这才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及至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果然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因为他们父子俩的卓越贡献，人们就把汉文帝和后汉文帝时代的管理绩效合称为“文景之治”。
398年之后，大汉王朝的第26任领导者汉献帝，终于以禅让的方式，把皇位交给了曹操的儿子曹丕。然而，这次权力的交替并不是因为曹丕慈惠仁爱，而是因为曹操和曹丕父子俩的权谋。他们逼迫可怜的汉献帝，以禅让的方式交出了国家的政权。也就是说，他们使用禅让的名义，骗取全国人民的信任，盗走了大汉王朝的万里河山。
从上古以来，为人们所崇尚的禅让制度，就这样被曹氏父子玷污了它的令名。而曹氏父子也因此被这个有着道德文化传统的信托社会视为奸雄。
■园丁的管理学
管理学的意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建一个让员工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公司。
你可能不容易理解这句话。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以为，问题可能就出在你自己那里。你在追求，你要获取，你要占有，你是一个猎人，你是一个渔夫，你怎么听得懂园丁的话呢？你又怎么能够理解园丁的管理学呢？
庄子说，对夏天的虫子不可以谈论冰清玉洁的冬天，因为它找不到冬天的感觉。即使你跟它不厌其烦地描述冬天的雪花、冰冻的河流以及白茫茫的大地，它也没有办法相信你。现在，你我之间也是这样，你也像那只夏天的虫子一样没有办法相信我。
但我仍然要跟你讲述果树、天堂、园丁和爱的故事。我爱你，如同我深深地爱着这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类。我希望你能够像姜子牙一样实现自己的转变，你不再是一个猎人，不再是一个渔夫，而是懂得爱的人。
首先，你应该爱自己，让自己活出果树一样的生命来。你是一棵独特的果树，一棵无与伦比的果树。你的使命就是活出你自己，你的快乐就在自己的生命里。
如果你还有能力爱别人，那就做一个园丁吧！这样，你就能够和你的家人、同事，以及每一个和你交往的人成为好朋友。你爱着他们，乐于帮助他们，并且和他们分享人生的快乐。在园丁的管理学词典中，爱与帮助就是管理学的全部意义。
当你懂得了爱，你才可能理解园丁，才可能理解园丁的管理学。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然而，如果你不懂得爱，管理就会沦为某种权谋。这是我的观点，现在，我把这个观点命名为“成君忆定律”。
汉文帝是一个慈爱的园丁，于是有“文景之治”。光武帝也是一个善良的园丁，于是有“光武中兴”。正是因为这种园丁式的管理，他们把大汉王朝培育成了果园一样美丽的天堂公司。然而，如此繁花似锦的天堂公司，竟然被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糟蹋得满目疮痍。这两个皇帝就是《三国演义》开篇提到的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
当你在爱着的时候，你就像园丁一样慈祥，而世界也像果园一样姹紫嫣红。如果你不爱，你就像渔夫一样心怀叵测，而花园也立即变成了滔天的恶浪。我们需要正视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之中，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呢？
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先后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象征。外戚、宦官以及被他们称为“党人”的士大夫集团，各种政治势力怀着不同的目的，向年幼的皇帝施加影响，让他们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三国演义》中说，大汉王朝的衰落，始于汉桓帝宠信宦官、禁锢善类。他之所以宠信宦官，因为宦官们总是能够用一些声色犬马的方式讨好他，让他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之所以禁锢善类，因为那些正直的士大夫总在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职责，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痛苦的现实生活中来。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皇帝当然有做皇帝的职责。皇帝的职责就是爱民勤政。他是那样地痛苦，怎么能够懂得爱呢？他既然不懂爱，又怎么可能有热情去管理好国家的政务呢？当一个管理者不懂得爱的时候，他就不会是一个好园丁。于是，这个长满果树的天堂公司再也得不到园丁的呵护，开始在风雨飘摇中枝残叶败。
公元167年冬天，汉桓帝永康元年12月28日，年仅36岁的皇帝并没有因为寻欢作乐而忘却痛苦，而是在极度的身心疲惫中撒手人寰。次年正月初四，12岁的汉灵帝成为他的继任者，再一次体验到这样的痛苦。
人类面对痛苦，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用英雄主义的方式战胜痛苦，或者用寻欢作乐的方式逃避痛苦。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有时候是狂妄无知的英雄主义者，有时候又是纸醉金迷的娱乐主义者。他们要享受，他们要获取，他们要占有，他们变得贪婪，以至于他们最终沦为可耻的渔夫。
■汉灵帝的渔夫哲学
公元168年，当年仅12岁的汉灵帝登上皇位的时候，他怎么会懂得爱呢？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怎么能够管理好如此庞大的大汉王朝呢？
尽管有人表示反对，但皇族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还是选择了少不更事的汉灵帝。这是因为，以当时的组织结构而言，汉灵帝不过是代表皇族出任大汉王朝的董事长，具体的公司运营则完全可以由总经理负责。前任董事长汉桓帝的岳父、大将军窦武，就是当时负责公司运营的总经理。
大将军窦武也许是当时最理想的总经理。如果不是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也会把这个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但是，胆大妄为的少年天子居然在宦官们的挑唆下发动政变，致使大将军窦武和德高望重的太傅陈蕃死于非命。在汉桓帝时代就开始摇摇欲坠的大汉王朝，从此便彻底地失去了控制。
年少无知的汉灵帝并不热爱这个国家。他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因为人们把他当成了政治的工具。皇族在颁发册立他为新君的诏书之前，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与控制。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感到迷惘而又浮躁。当他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对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国家是否繁荣昌盛并不怎么关心，他只是在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和聚敛财富。
因为贪图欢乐，他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因为贪图钱财，他不顾社稷安危而卖官鬻爵。从他12岁登基，到33岁驾崩，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主管应该具备的德行。
算起来，他应该是前任汉桓帝刘志的堂侄。他的父亲解渎亭侯刘苌，和汉桓帝刘志一样，都是河间王刘开的孙子。汉桓帝英年早逝，并没有子嗣，于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儿子刘宏意外地成了皇位的继承人，成了以胡作非为而闻名于历史的汉灵帝。
贵为天子的刘宏如此贪财，不仅与穷孩子出身的宦官们有关，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的母亲董氏，虽然来自平民家庭，却传奇般地从灰姑娘成了王妃，然后又成了太后。这位灰姑娘出身的董太后颇懂得算计，老是鼓捣儿子多积攒一些钱财。虽说皇帝名义上富有四海，可是董太后却以为，与其让那些钱财散落民间，毕竟不如把它们攥在手里实在。
最初，汉灵帝自己还有些害羞，他对母亲说：“您说得有道理。百鱼在渊，不如一鱼在网。可是，当鱼儿还小的时候，我怎么忍心捕捞它呢？所以，聚敛财宝也要选择一个富裕的年份吧？”
董太后不以为然，她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渔夫在黄河里拉网，捕到一条小鱼。小鱼儿哀求说：“你看看我，长得这样小，请你暂且放了我吧！等到明年你再来抓我，你就可以得到一条大鱼啊！”渔夫回答说：“让我把到手的小利益放走，去指望没有到手的大利益，那才真是傻瓜呢！”这个渔夫的故事，与汉灵帝所说的“百鱼在渊，不如一鱼在网”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更贪婪、更残忍一些而已。
汉灵帝和母亲的对话，其实反映了他们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国家不过是鱼塘，百姓不过是鱼肉，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天子也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渔夫罢了。在这些贪婪的人眼里，皇权意味着无上尊贵的地位和对国家资源的随意占有，而不是对老百姓的爱护与责任。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贪财好色的汉灵帝在西园设置了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不久，他又下令在后宫建造了一条商业街，让宦官和宫女们扮作商贩和顾客，每天表演各种商业游戏。曾经庄严肃穆的皇宫，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跳蚤市场。商业和商品的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蔚为大观。皇帝自己也打扮成大款的模样穿梭往来，与“商人”们讨价还价、经营生意，忙得不亦乐乎。在那乱哄哄的叫卖声中，汉灵帝仿佛觉得，人生不过是一场赚钱的游戏罢了。
天资聪颖的少年皇帝还发明了一种驴车。比起马车来，这种驴车轻便而又时尚。皇帝亲自驾车在商业街上转悠，一脸的得意扬扬。很快，驴车就在京城流行起来，有如今天人们对宝马、劳斯莱斯的热爱。
汉灵帝还喜欢养狗，喜欢把狗唤作“爱卿”。“爱卿”这个词，通常是皇帝对大臣的昵称。现在，汉灵帝把狗唤作“爱卿”，分明就是把狗和朝中大臣做类比。京城里的提笼遛狗之辈，因此引以为时尚，纷纷把自己的宠物唤作“爱卿”，也算是过一把皇帝的瘾。
有时候，汉灵帝觉得朝中大臣还不如狗呢。比起处理朝政来，他更愿意和狗在一起玩。他甚至把朝廷赐给文官的进贤冠加在狗的头上，因为狗比起朝中那些喋喋不休的大臣们来，可爱多了。
有一天，皇帝忽然发现了一种极为热销的商品，就是各种品级的官职。在宦官曹节和王甫的鼓动下，皇帝在西园公开以朝廷的名义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当然，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还得另外加钱。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了1亿钱购买太尉的官职。
首先得到好处的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各地想要当官的财主们以及想要升官的官员们，必须打点宦官一笔“导行费”，才有机会把宝物呈献给皇帝。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宣布：“宦者可以为令。”这就意味着身处禁中的宦官们，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参与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政府管理机构之中。在此之前，宦官们必须通过影响皇帝的方式，间接地操控帝国的政府。
汉灵帝这些任性的举动，自然引起士大夫们一次又一次的抗议。不过，皇帝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随着宦官集团及其亲党势力的不断扩大，士大夫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痛心疾首之中，一些明哲保身的学者，例如郭泰、申屠蟠，毅然放弃了出仕的机会，归隐山林。
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然而，皇帝并没有发觉事情的严重性。他甚至觉得周围讨好他的人多了起来，听话的人多了起来，他感到满心欢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当年，大汉王朝伟大的领导者光武帝说过，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奥秘，在于上位者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智慧，是否懂得用仁爱滋养老百姓的心灵，而不是培养一种唯利是图的风气；评价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在于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而不是经济学的绩效。他深深地知道，当老百姓安居乐业之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自然兴旺；而当上位者只是一味地强调经济利益的时候，天下就会立即陷入迷惘、疯狂和动乱之中。
汉灵帝贪图钱财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忠贞合格的官员被排挤了，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
及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当政，竟在西京长安城的郊区修建了一座坞堡形式的别墅，名为“眉阝坞”，其中储藏的粮食竟然够全家族的人食用30年，其他金银珠宝更是不计其数。坞堡高厚七丈，可与长安城比肩，具有坚固、周密的防御设施和功能。董卓说，“我有眉阝坞，此生无忧矣”。谁知说完这话之后没几天，董卓便死在他的干儿子吕布手里。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秋天，公孙瓒也在易京筑造了一座坞堡，主楼高达十丈，周围的壕沟深五六丈，规模宏大，不让眉阝坞。堡中积谷三百万斛。公孙瓒自与妻妾居于楼上，男人7岁以上不得入内，公文与生活饮食皆用吊篮传递。又吩咐女人们练习大嗓门叫唤，使声音能传出数百步，用来传达他的命令。他自以为如此即可富足安全，谁知仅仅过了3年，袁绍挖地道进入坞堡，放火烧毁了它的望楼。公孙瓒自料必败，在杀掉自己的妻子、姐妹和儿女之后，引火自焚。
董卓修建眉阝坞的时候，曹操已经占领了兖州。他因此成为兖州刺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