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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33＇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的》，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系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为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原《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说：“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了。”（程沧波《记孟真》载《谔谔之士》，王富仁
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风云际会和“同”与“不同”，才聚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33、3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35＇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1＇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2＇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3＇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6＇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