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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们而为了忠诚而说谎，或许是为了保护一个朋友，或许是为了呵护一段自以为是的正义。有的证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却看起来像是在说谎一样，因为他们想要尽可能得三缄其口。
布洛克写办理妓女谋杀案的《八百万种死法》，而侦探小说中的谎话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于是这时候，每个侦探都是戳穿谎言的高手，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坐在院子里织织毛衣，就能够拆开一个谎言，人被逼迫到极端的境遇，说出来的谎话都极其具有代表性。而露出的马脚并非是因为谎言不够完美，不在场证据不够充分，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已成定局，没有人能够越过自己的人性来说谎。
在阿加莎的谋杀案中，人们总是接二连三地死去，弥补，永远是不够的，那只被撕开的洞，望不到底。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1）
文/爱扣
我们都做过一道这样的智力题：一个岔路口分别通向诚实国和说谎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诚实国的，一个是说谎国的，诚实国的人永远真话，说谎国的人永远说谎话，现在你要去说谎国，但是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需要问两个人，请问应该怎么问？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不管是衣着整洁过人的大侦探波洛，还是那个住在乡下，一年到头针线活儿不离手的马普尔小姐，他们所擅长的与日系侦探不同，不是从现场的蛛丝马迹里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汉派侦探小说里面的赤手相见，而是慢悠悠地询问，聊天，从言语间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马普尔小姐在《怪屋》里面说的那样，要知道凶手是谁的话，就要多与每个人说话，因为凶手总是有倾诉欲的，他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个说话说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凶手，而在他的那些急于分享的谎言中，一定存在着破绽，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绽，真想便会呈现。
比起波洛来，马普尔小姐更加作为那些硬汉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反面而存在着，她就是一个直接从维多利亚时代中走出来的老小姐，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社交圈就是些邻里坊间的人家，终生未嫁，脖子里裹条温暖的羊毛围巾，搭个小篮子，把毛线活儿在膝盖上摆开了，就开始观察周围那个充满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的罪恶》里说，人们或许穿得不一样了，声音与以前不同了，但是人们还是与他们以前一样，尽管用词有些变化，话题却是永远不变的。
于是阿加莎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血腥敢的描写，谋杀往往在平静闭塞的小镇，舒适温暖的火车，或者乡绅的藏书室这样静谧的地方发生着，随后也不会有惊心动魄的逃亡，一切的罪恶只是伴随着细枝末节的谎言，渐渐地浮现出来，人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就是自己的性格，谎言在人性面前，便显得千疮百孔起来。波洛先生在侦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说：“我对所有案子最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就是性格。”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日后的众多技巧派作家们都热爱阿加莎？克里斯蒂，因为她所描摹的并非激发人肾上腺素的谋杀场面，而是每个人的性格，说话语气，行为举止，口头禅，习惯动作，都是独一无二的。比较喜欢王安忆说过的一段话：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一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她就像编制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谎言最为经典，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火车头等车厢里面的集体说谎事件，某天12个人为了杀死一个十恶不赦的谋杀犯而集中在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火车头等车厢里。一切皆因很多年前，这个谋杀犯绑架并且杀死了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儿，导致了整整一家人的惨剧，却逍遥法外，于是若干年后，阿姆斯特朗家的未亡后代，亲密朋友，律师，保姆，家庭教师等聚集在一起，决定私刑了断凶手，结果每人都在黑暗中扎了凶手一刀，然后互相用谎言来掩盖，制造出所有的不在场证明。所有的证词以及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好像是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份困难，这个案子就好像是一个幻想曲，完全变得没有合理性。
◎维多利亚老小姐，或者谎言女王（2）
碰巧在这辆列车上的波洛先生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拆穿那些最细微的谎言，便能慢慢地顺藤摸瓜，探寻到所有的真相。比如说他碰巧听到上校叫德贝汉小姐为玛丽，他了解上校这种类型的人，典型的英国人，即使遇见了一见钟情的女人，他还是会慢慢地，有礼节地向她求爱，而不会在短短几天的相处时间内就那么亲昵地呼唤她，因此他们一定是早就熟识彼此的，只是为了某个不可言说的原因而假装成陌生人而已。最会说谎的是哈伯雷太太，因为她住在死去的人的隔壁，她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发挥了自己演员的天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全逼真，又略带可笑的，神经质的美国慈母形象，最后当谎言被戳穿时她用完全与之前尖利的声音不同的语调说：我总是设想，我扮演的是喜剧角色。
而这些谎言不会让人觉得反感，并非因为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而是因为这些谋杀者，他们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悲惨记忆过去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却还是会为了共同的悲伤走到一起，这些悲伤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热情，把所有的阴影都一扫而空，没有人能不为之动容。
谎言所携带的成分并非只是阴暗元素，马普尔小姐在《谋杀启事》里说：请别因为那可怜的人儿是个骗子就对她太持偏见，我的确相信在她的谎言背后，正如许多骗子一样，也有一部分真话。在《谋杀启事》的故事里撒谎者是平静小镇里的老太太布莱克洛克，一个谎言总是需要另一个谎言去填充和弥补，为了这种填充和弥补，她不得不杀死了自己最贴身的朋友，陪伴她度过很多年岁月的多拉，可怜糊涂的多拉潦倒，却对朋友异常忠诚，而脑子有点儿糊涂的多拉却在谋杀案发生后，不断地说漏嘴，对往事的追忆让说谎者布莱克洛克心惊胆战，极度惊慌中她又用毒药毒死了多拉。可是不知为何，读到此段时，所感受到的并非是对凶手的憎恶，却是悲哀。
当最后一位记得往事的人离去以后，人确实变得孤独，或许布莱克洛克太太还有侄儿侄女和好心的朋友，可没有人了解她小姑娘时候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属于过去的岁月，在剩下的岁月里，她将为之感到哀伤的并不是杀人凶手的身份，而是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她的岁月。
每个人都为谎言付出代价，有的时候是等待谎言被戳穿时的惊慌，有的时候是弥补谎言时的手足无措，谎言本身是无害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抹躲不开的乌云，让我们在夜晚躺下的时候，如此忐忑，害怕明天的到来，害怕明天不自觉的一个词语就暴露了所有的真相，害怕惩罚的最终到来，可是其实惩罚在谎言说出口的那天，便已经到来，那朵乌云如影相随，于是在阿加莎的谋杀案中，人们总是接二连三地死去，弥补，永远是不够的，那只被撕开的洞，望不到底。
有的时候说谎变成了一种戒不掉的癖好，在《万圣节前的谋杀案》里，少女乔伊斯被发现溺死在水桶里，这是一个万圣节的游戏，孩子们把头伸进水桶里咬出一只苹果，结果她被人摁死在里面。这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女孩，在青春期时那种终日撒谎的小孩总是让人讨厌，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狼来了的故事。在节日聚会的时候，乔伊斯像个大人般地说，在很多很多年前，她曾经目睹过一场谋杀案，在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谋杀，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于是她委屈，狡辩，她是那种孩子，跟密友吹嘘夏天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去往非洲，与大象一起玩耍，可是其实却只是在家里的游泳池边无聊地晒太阳。在我们小的时候，身边大概也总有这样一个撒谎精，或者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撒谎精。
撒谎精听了密友的秘密，忍不住当作自己的秘密来炫耀，希望自己特别，希望自己引人瞩目，希望得到更多的爱，结果却被溺死在了万圣节的水桶里。
好像麦兜的妈妈对麦兜说的说：从前有个小朋友，他撒谎，后来，他死了。这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训话，配合着慢悠悠而不经意的语气，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微小而无害的谎言而带来的后果，或许是暴力血腥，或者是忧伤难过，或许带来巨大的毁灭，然而人们依旧在说谎，无论是平静小镇，闭塞荒岛，或焦灼都市，这就是人性，从儿童时代就保留完整。
于是阿加莎在她的生命中写出了80多部小说，全部与谎言有关。
那么阿加莎自己本身就是最完美的谎言制造者，有的时候她默默地观察一个人，酒吧女招待，坐在公园长凳上看书的母亲，出租车司机，她就会给他们按一个故事，让他们说话，让他们聊天，让他们说谎，但是她从不走近他们，从不去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她在《万圣节前的谋杀案》里说：故事必须属于你自己，角色也是你自己的，她就像是你的孩子，你创造了她，开始懂得她，知道她的感觉，知道她住在何处，在干什么……可是若是换成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话，你要是知道了这个人的本来面目，那么，故事就不存在了，不是么？
阿加莎对谎言是纵容的，她从不指责说谎者，因为每个人都是说谎者，而所有的谎言其实都与感情有关，那些曾经热切的，迷惘的，焦灼的，畏惧的感情，这些对于阿加莎来说都是值得原谅和同情的，这才是人性本身。因为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密室。里面的尸体，是我们害怕的真相。
◎密室间的扑朔大戏（1）
文/于是
《密室的魔咒》是一本被很多人唾骂的书。但我喜欢。死在这里的人都被砍下头颅，背上有死者应属的号码，不管身在何处，都无人见得凶手，就像是神鬼在作案。
我不是推理狂人，这种愚钝也恰是一种偏执。对于密室，苦恼地去琢磨机关设置，用不在场证明推理凶手，恐怕真的很理科。而这本书里，对“密室”的定义做出了极大的挑战，是很文科、甚至很理想主义的，恰好吻合了我对密室最大程度的哲理般的幻想。
空中客机是密室，独自对着电话筒构成密室，大庭广众之下被杀就像在人群中的密室凶杀，高速公路的车里是密室，新干线的车厢是地面上最快的密室，走廊也可以是密室，家更是密室。
它被人骂的原因在于：作者没有像普通侦探一样推来推去，也没有嫌疑人供他们玩转逻辑，而是直接命中一种最不可想象、但也最简单的答案：没有人看到凶手，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撒谎。所谓大庭广众、空中客机……都可以是谎言场。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显身为“密室卿”，但密室卿本人也可以被杀掉，因为真正的凶手不是个体，而是异教团体。
那些骂它的人，认为这个构思庞大到了根本不切实际。但推理小说的实际性从来都是欠缺的，在逻辑上可行的事，在现实中会被各种各样的细节横生干扰。对于这一点，绫辻行人在自嘲气息浓重的《推理大师的恶梦》中就有提及——大作家被神秘人挑战，在极其简单的场景、案件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所谓的可行性，最后的答案却让人啼笑皆非：在断桥另一边的悬崖密室中，将被害人推下山涧的凶手是只猴子。把出场人物、地图、不在场证据一一罗列之后，推理大师的思维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密室，容不得别的因素，放在现实中，只能像绫辻行人写的那样，“猜错了也很正常”。
侦探小说中的证词，是最容易藏纳谎言的地方。但高明的谎言不是指鹿为马，而是话说一半，或是完全编造、并全体奉行。在《密室的魔咒》中，恰恰是千篇一律的千百人证词让案情昭然若揭：除了集体撒谎，别无其他可能；但人们往往不愿意相信千百人、陌生人可以同时撒一个谎，宁愿去相信幽冥神鬼的无形之手。其实那只手，就在每个人心里，操纵着我们对谎言和真话的微弱的判断力。
小说家都是在谎言和现实中游走的。本格推理的格局也就注定了小说家本人固步自封在无形密室中的命运。每一次创作，都是本末倒置：先设想作案手法，再推出迷障案情，将人物错综复杂的纳入同一个空间——这通常是为了增加动机和不在场的复杂性，最后，侦探恍然大悟，剥茧抽丝，指认凶手。作家的任务首先是假想犯罪，再是塑造侦探和凶手的形象。换言之，有没有谎言，并不是推理小说要留神的地方。侦探要看破的，是谎言的高级形式：骗局。
譬如说：在绫辻行人的《黑暗馆不死传说》中，玄儿的证词是完全无误的，他回忆中的杀人现场出现了鬼魅般的一闪而过的陌生人。直到多年后，推理作家鹿谷门实从玄儿被禁锢塔内直到少年的事实推断，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人影只是镜中的自己，从未见过镜面反射、从未见过自己、也不知道镜子可以翻转的玄儿，再信誓旦旦实话也无济于事。
◎密室间的扑朔大戏（2）
又譬如说，同样是绫辻行人的《钟表馆幽灵》，案情诡谲之处在于案发时间。关于时间，人类的唯一标准就是钟表，所以，骗局便只能围绕钟表展开。结局和《密室的魔咒》有类似之处：在钟表馆中的钟表改写了日月、分秒，正因为存在“密室”的格局，当事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在错乱的时间中。因而没有人撒谎，因为所有人都被骗了。
新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常常是在密室的基础上抛弃机关，放眼到最为被人忽略的本质元素：时间、空间、经度、纬度……再加以庞大的杀人系列、华丽的形式感，搅乱读者的耳目。证人和凶手都在说实话的时候，不可能发生的案情就发生了。
《姑获鸟之夏》里的密室也很出名。但这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尽管丈夫失踪于密室是众所周知的引子，私家侦探却一眼便知，失踪者根本就是死在了密室里，毫无可侦可探之处。诡异之处是无人敢说，加上怀胎二十个月的产妇、蛙脸婴儿的传说、乃至侦探的阴阳眼、京极堂的阴阳术、姑获鸟的古说……叠加迷离，布置出神鬼舞台。真相并不只是“凶手是谁”这么简单，而是“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
这本书就是好看在颠覆思维根基的同时，长达几代人的杀婴事件、美貌少女的人格分裂、三流作家的回忆黑洞……撞成一出骇人听闻的大戏，而推理也仿佛站在华丽的舞台上，势必让人惊艳。京极堂可以用阴阳师的咒语推断院长夫人的往事、用死者日记推断婚姻内幕、从而联想到两个少女的名字互换，从侦探的角度说，这些并不高明，只是久远寺家族的古迷、凉子的凄美冰凉……为推理的外壳增添了颜色。
京极堂滔滔不绝的洗脑论辩，其实是不断批判凡人脑海中陈腐而长久、根深蒂固的谎言，譬如妖怪传说、譬如灵媒通灵。京极堂侦破的假象中有院长夫妻的谎言，也有无意识的谎言——他将心理学也放置到故事的密室里，就等于在密室里缔造了几重空间，相关人物的回忆也在分裂中多重化，内心里，我们都会因受到刺激而改变事实和幻境，人的脑和心所编织的谎言是多么斩钉截铁、多么瞒天过海，京极堂的任务是要指明这一点。
所以，京极夏彦是新纪元。是的新推理。在他笔下，密室不堪一击，根本撑不起大场面。而谎言的背后，杂糅着视听、古今和思辨，纠缠着心和脑的神秘动作。与其辨明谁在说谎，更要布置出人类谎言和骗局的多重舞台，有换场，有景深，有特色，有后台。
因为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密室。里面的尸体，是我们害怕的真相。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生于1805年4月2日，卒于1875年8月4日。太阳白羊，月亮金牛，水星白羊，金星双鱼，火星狮子，木星射手，土星天秤。
◎孤独的手淫者，死于一场迟来的爱情（1）
文/女祭司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位举世闻名的童话作家诞生于丹麦奥登塞，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他有着复杂混乱的家族血缘、一位疯疯癫癫的祖父，父亲是鞋匠，母亲则是洗衣妇，自幼家境贫寒，而且在11岁时即经历了丧父的哀恸。他的卑微困厄的身世和身后所获得的巨大声名形成了强烈反差。而在他的星盘上，落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