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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推理是，同石器的使用有个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现首先是一种佩饰。人们在打制石器时发现了玉石，它天然的美艳必然激发人们的爱好，由是便推动了玉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从目前的发掘中，玉器作为佩饰和摆设件大量地出现在随葬物品中，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在使用中，人们一般地都是就地取材，随意创制；但当它进人人们普遍的生活之中后，人们对玉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地玉石的比较，人们发现，产于新疆的和阗玉才是制作玉器的最佳材料。历史上记载的周穆王西巡，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帝王级的外访，这次西巡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玉器的交流。可以肯定地讲，周穆王西巡打开了西疆和阗美玉的通道，为中原玉器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
说到这里，秦教授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关于玉器的纹饰，令考古界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在铁器还未使用的战国之前，古人究竟用什么工具来雕琢硬度极大的玉石？而且花饰竟会如此精细？我推想，铜矿中本身含有多种金属元素，青铜的冶炼，有可能烧制出硬度极高的合金，像传说中可以断金削玉的莫邪干将宝剑，其锋利应该能解决玉器制作的难题，雕琢出精细的玉器。只是现代人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研究，把它变成了难解之谜。”
对秦教授最后的结论，杨波有点儿不理解。他问秦教授：“现代人关于玉器的研究有什么缺陷吗？”
秦教授说：“关于玉器的研究，古代只是散见于一些记载中。
自清代大兴考据之风，才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但也只是对器型和纹饰的考证。而现代人第一部论述，却是由一位日本学者写成的。
其后大陆也有些人云亦云的研究，大多借鉴故宫遗存和一些零敲碎打的古墓发掘，然后做一些闭门造车的判断推理，以专家学者的名义昭示天下。殊不知，这种研究的结果，对古玉的保存和保护极其不利。有的人因为专家的意见，而把本该是国宝的东西当作新仿，随意弃置。你说这种危害不大吗？“
杨波点点头，说：“难道古玉研究竟会这么不慎重吗？”
秦教授说：“这有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时间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交流和交易上的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其一；近年来对玉器主要使用对象的帝王墓发掘很少，可资借鉴的材料不多，造成了认识上的偏颇，这是其二；再加上新仿古玉的冲击，使多数人谈玉色变，认真作假，这是其三。事实上，古玉鉴别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只是有些人故弄玄虚，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已。”
杨波有点怀疑地说：“中国那么多古玉研究专家，真的没有个好的研究结果？”
秦教授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靠几位专家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专家只对着故宫博物馆的藏玉照本宣科，至于散落民间的文物，却不注重收集和整理。至于民间一些玩家，虽然收藏了不少精品，却很少与人交流切磋，藏之密室、束之高阁，完全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其它不讲，仅举一例。如有个专家宣称，镂空玉雕出现于宋代；其实，作为一种技法，镂空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年代即已产生，怎么可以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呢！这样做的结果，还不是害己害人，贻患无穷吗？依照他们的那种观点，妇好墓中的镂空玉璧也只能算作新仿品了。这反映了现代研究中，一些人浮躁、虚华、不切实际的心态和作风。“
杨波见秦教授讲到这里，怕他把话题再扯远了，赶忙插话直奔主题。
杨波说：“秦老，我最敬佩您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刻苦认真的工作态度。只是今天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固县发生的几起文物案，您老大部分都参与了，对情况比较了解。这几年固县文物走私分子太嚣张，不仅公开盗挖古墓，甚至于对文物考古方面，只要一有线索，文物就会失窃。特别在真妃阜案件中，既盗了墓，还杀了人，由此可见犯罪分子的猖狂。最近，省博物馆的那只金觚也被人盗走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这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了犯罪分子的狡诈，也说明我们对文物走私打击的力度不够。我推想，这次金觚失窃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也许，金觚本身藏有一个秘密，它的失窃可能预示着一个新案件将要发生。您老是惟一接触过这两只金觚的专家，您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些什么线索呢？”
秦教授好像并不吃惊，他长叹一声，缓缓地说：“你预料得一点不错，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两只金觚中确实隐藏着一个秘密，一批古玉的埋藏地点。”
杨波听他这样讲，也不禁紧张起来。他问秦教授：“秦老，您说犯罪分子盗窃金觚是为了找寻古玉埋藏地点？”
秦教授说：“不错，这个地点就是‘种玉谷’。那两只金觚上就有‘种玉谷’的地址，一述山川国别，一叙具体地名；仅有一个还不足以了解秘藏，只有把两只金觚的文字进行对照，才可明嘹种玉国的地址。现在，这伙人盗走金觚，显然是为了找寻‘种玉谷’。”
杨波问：“既然如此，您老记得金觚上的记述吗？”
秦教授略带犹豫地沉思半天，说：“事隔太久，我也记不清了。
假如金觚还在，这个结论很快就可以下的。只是馆藏文物丢掉了，又能怪谁呢？办事效率低下，工作不负责任，争名逐利，尔虞我诈，这一系列的问题已成为一些机关和单位由来已久的通病，现在却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国家的重要文物丢失。你说不应该好好地反省反省吗？“
说到这里，秦教授忽然打住口，郑重其事地说：“有件事我想给你讲讲，或许对破案有所帮助，也未可知呢！”说着，他如数家珍般把探索山洞的所见所闻，以及探索古洞的全过程给杨波他们讲了一次，最后特别强调说：“山洞中的文物主要是那些难得的竹简、石册和图书是先秦到宋代的，这些文物很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的文化典册。它们的发现，是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可以解开许多历史的谜团，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实物数据；至于其它青铜器及金银玉器虽然珍贵，但同时期这类文物发掘得较多，研究价值并不太高。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文物。”
杨波听秦教授讲完，忽然就把紧皱的眉头放开。他问秦教授：“您可以确认石屋中的那个人一定是静尘吗？”
秦教授说：“我同静尘已有好多年的交往了，怎么会连他都认不出来呢？那天静尘没穿僧衣，却穿了身蓝色中山装。如果不是细看和听他说话，我还真不敢断定是他呢。听他们说，又发现了什么玉藏。只是我有点耳背，没听清楚下面的话。”
秦教授讲到这里，忽然就停了下来，仿佛又触发了什么灵感，怔怔地想着什么，却没有再讲话。
杨波却对静尘的出现很感兴趣。他有点儿紧张地问秦教授说：“关于石洞中的情况，你给人讲过没有？”
听到问话，秦教授也有点紧张起来。他疑惑地说：“依照你的分析，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杨波说：“现在还难断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群人深更半夜聚在那里，一定有所图谋，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只是事不宜迟，您老赶快向有关部门报告洞中的发现，尽快组织考察，其它事情由我来安排。”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杨波忽然就把话题扯到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上。他问秦教授：“秦老，对历史上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您是怎样认识的呢？”
秦教授看了看杨波，他对这位年轻的公安科长有好感，也乐于同他聊天。于是便捋了捋花白的头发，开了腔。
“关于焚书坑儒，人们历来对它褒贬不一。不过，考察这件事，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的状况。秦始皇剪除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并推行了一整套巩固政权的措施，像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是‘书同文’。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件历史大事。事实上，‘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相隔只有一年。历史上的‘焚书’，是秦帝国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主要目的在于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其它六国的典籍，还有藏之于民间的《诗》、《书》、《礼》、《乐》等诸子百家的文章。而‘坑儒’则是对洛阳那些言必子乎者也、话必《易》、《礼》、《春秋》的旧诸侯国儒生们进行的一次政治屠杀和思想清算。在宰相李斯的一手策划下，先是杀掉了四百六十名诋毁新政、厚古非今的学者，紧接着又在温泉山谷中种瓜诱杀七百名儒生。‘焚书坑儒’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政治野心的恶性爆发；他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也幻想着用武力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暴政无疑是自掘坟墓。在‘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不到五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唐人有诗讽之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件事，统一全国的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而要通过‘书同文’，达到一种带有愚民色彩的思想认识的统一，则是违背‘人性’的党同伐异、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专制。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剧却被历代统治者程度不同地上演着，徒增许多笑柄，结果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文化专制主义，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瑕疵，尊重历史并不是全盘照搬历史，把历史教训当作经验来肯定，这是一种愚昧和无知。从历史上看，惩治思想，是作为灵长类的人类的一种悲哀，也是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直接原因。反抗产生于压迫，没有压迫又何来反抗？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定理，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论。”
对着秦教授的侃侃而谈，杨波只是觉着他的高深。真要对这个历史事件下结论，杨波自觉无能为力。他只是想：如何评价历史，只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人们的结论往往就是自己的需要。只是，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不仅发明于古人，而且传承于后来，却也算得一种国粹吧。既是传统，又何必再对它指手划脚呢！更何况自己本来的意思也不在这里。有件事他一直未对教授讲，因为本案中出现的大型玉辟邪遭到了专家的否定。他们认为玉雕根本无大件，尤在秦汉以后更不会出现。专家论断的意义，对于本案至关重要，因为根据专家的推断，这些石雕玉作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清晚期，如此一来，整个案件的性质就会大大改变。他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说，秦汉时期究竟有无大型玉件。于是他又引导性地问秦教授：“这秦汉时期究竟有没有大件的玉雕？”
秦教授不知道杨波问话的含义，但他还是调整了一下思绪，说：“秦汉是玉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堪称玉器制作的巅峰期，怎么会没有大型玉雕呢！这个时期，玉器主要集中在皇室，他们制作古玉更是不惜工本的，因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大件玉雕作品，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像……”
屋外，偶尔传来的犬吠鸡鸣声是那么清晰，院子里的老枣树在窗户上投下斑驳的树影。秦教授又呷了一口茶，给杨波讲起了秦汉玉器史，也讲到了他刚刚阅读过的西汉末年发生的那个故事。
辞别了秦教授，杨波在当天就把自己拟定的方案汇报了应天碧，而秦教授也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关于藏军洞的发现。
一周后，由省文物局抽调的十几名专家浩浩荡荡地开进宰相垴，住进了那个隐藏着许多秘密的山洞。
然而，令秦教授迷惑不解的是，当他们一行人来到石壁上那个山洞的时候，洞中早已是一片狼藉；那些珍贵的金银器皿、青铜器、玉器，还有那方砚台已然不翼而飞。所幸那些珍贵的宋版书册、石册、竹简却毫发无伤地堆在那里，尘封土埋，显得凄凉无比；由此可以推断，这群窃墓贼对这类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一窍不通，正是这些人的无知，使得这批罕见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
中国历史上自文字出现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需要表达文字的载体。先是结绳记事，虽然可以用来表达数字的信息，但局限性太大，显然不适合文字交流；接着又出现了石刻文字，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岩画，开始用形象化的图案言情达意。这些图案高度抽象的结果，就产生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交流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当一种文字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时候，它巨大的社会作用便显现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的蒙昧，从而使。
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也使人类远祖的信息得以保留下来。
在造纸术还未出现的时候，人类可以用来记载文字的除了石刻以外，还有龟甲兽骨以及石册竹简、帛书铜器，这已被我们从考古和发掘中大量地发现。然而，由于书写和记录工具的落后，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据说秦始皇每天看奏章一百二十斤，如此落后的条件，必然限制了文章的记录和传播。
秦代的焚书坑儒，对于历史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秦始皇在“书同文”的同时，虽然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但却更多地把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投入了熊熊大火，中断了许多历史线索，使本来就稀有的古代文化典籍变成了凤毛麟角。以至于在司马迁编写《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时候，不得不靠跋山涉水的考证和传说来完成。
从今天的发现来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文字尚不统一的条件下，一定是一件很繁荣、很庞杂的事，然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多是些只言片语的传闻和似是而非的推论。
当着这些专家们对着古洞中的遗物详加考证后，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山洞里有上迄几万年前侏罗纪恐龙时代的遗存，埋藏着大量的古代生物化石，尤其是恐龙化石；其中有许多是闻所未闻的海洋生物物种，两栖类、脊椎类、贝藻类，应有尽有，这说明了在远古时代生物种类的繁杂多样。
由此也引发了专家们的进一步推想：生物进化论揭示的仅止是物种面对大自然的变化所引发的物种自身的变异规律，对于它的产生似乎没有太多的指导性。
通过对山壁上那个山洞中的遗物及池边遗骸的考察，结合对现场存放的许多罕见的图书石册的研究，可以初步断定这是唐、宋时期的遗物；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十几部类似日记的册页，显然由那位神秘的死者记载而成；专家们没有来得及详细研究，只是按照常规，对这些物品进行保护性的处理，然后装入木箱密封起来。
而那堆木简、石册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献，这批文字材料能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酷屠戮之后，被如此大规模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万幸的事，对于揭开尘封土埋的中国上古历史之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随着考证的展开，更多的未能解释清楚的疑问也随之产生：这洞中的石册是谁存放在这里的？如此大量的、几乎囊括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诸般学说的书册、以及唐、宋两个不同时代的典籍集中在这里出现，又将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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