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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告韩信、彭越曰：“幷力击楚，楚已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喜，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行，彭越兵自梁至，诸侯来会，遂破楚军于垓下，追项王，诛之于淮津，二君之功，张子房之谋也。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子房未尝有战功，高皇帝曰：“铉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齐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及萧何等其余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动之心。于是高皇帝在雒阳南宫上台，见群臣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定天下，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皆平生怨仇。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数窘辱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得封，即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诏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还倍畔之心，销邪道之谋，使国家安宁，累世无事无患者，张子房之谋也。
高皇帝五年，齐人娄敬戍陇西，过雒阳，脱辂挽，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事。”虞将军欲以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已而问，敬对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娇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马策居岐国，人争归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乃营成周雒邑，以为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德以致人，不欲恃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击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收，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固，资甚美膏腴之地，此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胜也。”
高皇帝疑，问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东有成皋，西有肴渑，倍河海，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张子房曰：“雒阳虽有此固，国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狭，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东向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皇帝即日驾，西都关中，由是国家安宁。虽彭越、陈狶、卢绾之谋，九江燕代之兵，及吴楚之难，关东之兵，虽百万之师，犹不能以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关中之固也。国以永安，娄敬、张子房之谋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也。娄者乃娇也。”赐姓娇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后卒为建信侯。
留侯张子房，于汉已定，性多疾，即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上欲废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计，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河卧？”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爱幼欲易太子骨肉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以安车迎之，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上见之即必异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泽所。至十二年，上从破黥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陈不听，因疾不视事，太傅叔孙通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皆年八十有余，鬓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而问之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对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闻太子为人子孝仁、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槛鹄高蜚，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能施？”歌数阕，戚夫人唏嘘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谋也。
汉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击之，是时园公、绮里季、夏公黄、角里先生，已侍太子，闻太子将击黥布，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用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抱前，上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谓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诸将皆陛下故等伦，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为用。且使布闻之，即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卧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虽苦，强为妻子计。载辎车，卧而行。”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诸侯兵。”上谓子房虽疾，强起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汉遂诛黥布，太子安宁，国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谋也。
齐悼王者，孝惠皇帝之兄也。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与悼惠王燕饮，乃行家人礼，同席。吕太后怒，乃进鸩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饮之，乃止。悼惠王惧不得出城，上车太息，内史参乘怪问其故，悼惠王具以状语内史，内史曰：“王宁亡十城耶？将亡齐国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爱城哉！”内史曰：“鲁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国七十余城，而鲁元公主汤沐邑少；大王诚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内有亲亲之恩，外有顺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赐悼惠王而归之，国遂安，齐内史之谋也。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故，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危，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反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娇敬结为私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溪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高帝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政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匈奴者，轻疾悍前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臣故曰勿击为便。”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缪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幷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溃疽，必不留行矣。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故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险鞍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必全取。臣以为击之便。”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为策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也。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今以法割之，即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顾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封其国，而稍自消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因关马及弩不得出，绝游说之路，重附益诸侯之法，急诖误其君之罪，诸侯王遂以弱，而合从之事绝矣，主父偃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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