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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作-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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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stus)称它为可见的神,索福克勒斯叫它做埃勒克特腊(Electra),即万物的心。这些称号都很正确,因为,太阳就坐在皇帝宝座上,管理着周围的恒星家庭。……这样,我们就发现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里有一种奇妙的对称,轨道的大小与运动都有一定的谐和关系。这样的情形是用别的方法达不到的。

  由此可见哥白尼心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行星应该有怎样的运动,才会产生最单简而最谐和的天体几何学。从上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以及附图看来,他接受了古人的这一见解:恒星固定在一个天球上面,但有某种证据表明外面的圆周是指同无限空间搭界的天球里面的凹面。哥白尼认识到他把行星运动的座标参照系由地球移到恒星上去了。这就牵涉到物理上和数学上的一场革命,而且足以摧毁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与天文学。托勒密认为地球如果在动就会分裂为碎片,哥白尼答辩说,天球如果在运动,分裂的危险更大,因为它的周边更大,因此如果它运转的话,速度一定更快。这是一个物理的推论,但哥白尼着重的是数学的谐和。他恳求数学家接受他的见解,理由是他的体系比托勒密所说的均轮和本轮,即大体围绕地球运行时所遵循的均轮和本轮简单得多。

  1530年左右,为了叙述他的研究成果,他写了一篇论文,同年以通俗的形式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提要。教皇克力门七世表示赞许,并要求作者将全文发表。一直到1540年,哥白尼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到1543年,这本书的第一册印刷本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临终的病床之上了。

  哥白尼的体系的胜利是姗姗来迟的。有少数数学家,如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约翰·迪伊(John Dee),雷科德(RobertRecorde)与夫里希斯(Gemma Frisius)接受了这一体系,第一个英国的信从者迪杰斯(Thomas Digges)还对于哥白尼的体系作了一个重大的改进,用布有恒星的无限空间,去代替不动的恒星天球。但是一直到伽利略把他新发明的望远镜指向天空,发现木星及其卫星,好象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的时候,哥白尼的理论才声名大著。

  哥白尼教人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降到行星之一的较低地位。这样一个改变不一定意味着把人类从万物之灵的高傲地位贬降下来,但却肯定使人对于那个信念的可靠性发生怀疑。因此,哥白尼的天文学不但把经院学派纳入自己体系内的托勒密的学说摧毁了,而且还在更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信仰。

  由此产生的疑惧不安,是不奇怪的。当时欧洲正在宗教问题上有所争执,但所争论的题目并不牵涉更深邃的问题。两方面都接受一种宗教哲学,这种哲学给人以高贵的地位,并且使人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安适的,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世界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创造的,虽然造物的直接表现有时好象是不必要地神秘。而且,当时最好的科学意见,是反对这个新体系的。罗马和日内瓦都认为是异端的布鲁诺等革命知识分子或许赞成哥白尼的见解,但比较谨慎的哲学家都敬而远之。布鲁诺也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星星则散布于无尽的空间里。布鲁诺是热忱的泛神论者,公开地攻击一切正统的信仰。他受到教会法庭的审判,不是为了他的科学,而是由于他的哲学,由于他热中于宗教改革;他于1600年被教庭烧死。

  依照当时的习惯,对于欧洲的学术及精神生活负有责任的人们,踌躇不前,不敢接受这个天文学说,是完全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学说可能破坏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并且象他们所想的那样,还可能使他们负责保护的不朽灵魂陷于危险。当伽利略带着满腔热忱到教庭去宣传这个学说的时候,冲突使无可避免了。当时的学术界主要属于亚里斯多德派。他们催促教士们采取行动。果然。在1530年对这个新学说表现了开明的兴趣的教廷,到1616年就禁止伽利略说话,并且由红衣主教柏拉明(Bellarmine)宣布哥白尼的学说是“错谬的和完全违背圣经的”;哥白尼的书在未经改正以前不许发行,但是这个学说还可以当作一个数学假说来讲授。1620年盖塔尼(Gaetani)主教按照这样的方针对这本书作了小小的改变。停刊的命令一直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1757年就取消了这个命令,1822年太阳就得到教庭的正式裁可,成为行星系的中心。

  惠威尔对于这件事有过明白而公正的评述,但晚近的作家对于伽利略因为维护哥白尼学说而受到的迫害,却有些过分夸张。正象怀德海所说:

  在发生三十年战争和荷兰的阿尔发(Alva)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学家所遇到的最坏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于病榻以前,受到体面的软禁与轻微的申斥。

  自然史、医学与化学

  普林尼以后就没有人研究动物和植物了。十六世纪里有六位博物学者重新拾起这一工作。他们是:沃顿(Wotton,1492…1555年)、贝隆(Belon,1517…1564年)、朗德勒(Rondelet,1507…1566年)、萨维阿尼(Salviani,1514…1572年)、格斯内(Gesner,1516…1565年)与阿德罗范迪(Aldrovandi,约1525…1606年)。他们主要是想恢复“古代学术”。至于博物学家进行的许多新观察,那是以后的事。

  文艺复兴期间兴起了一个医学人文主义学派,他们的目的是促使人们把注意力从多半是由希腊著作的注释家(一部分经过阿拉伯人的转递)得来的中世纪医学,转移到这门学科的源头,即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上去。这个运动无疑大大增进了人们的知识,但是在这些知识系统化了之后,医生们又回到过分依赖权威的道路上去了。

  这一阶段过去之后,人们又开始观察、思考与实验。有一个时候,医学与刚从炼金术中脱胎出来的化学发生亲密的联系,因而出现一个研究化学的医学学派,后来被称为医药化学家。

  阿拉伯的化学与炼金术在中世纪后期传到欧洲,影响了罗吉尔·培根等人的工作。阿拉伯人采纳并修改了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基本元素应当到原质或特质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物质中去寻找。他们相信基本的原质是硫(即火),汞(即水)和盐(即固体)(参看73页)。这个理论与阿拉伯的其他学术同时输入欧洲。十五世纪后半期多明我会僧侣瓦郎提恩(Basil Valentine)对这个学说大力加以鼓吹。

  在研究这个理论时,我们必须了解,象希腊人的四元素说一样,这个学说是由于要解释火的神秘作用而产生的。这里的“硫”并不是指具有一定原子量和化学性质、我们称之为硫的那种物质,而是指任何物体中可以使这个物体燃烧和燃烧一空的那个部分,“汞”是指可蒸馏成液体的那个部分,“盐”是固体的残渣。这些原质之外,瓦郎提恩更加上一个生基(Archaeus),别的炼金家加上一种“天德”,即决定包括化学变化在内的宇宙的一切现象的宇宙统治者。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带到医学中去的,便是这一类观念。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霍亨海姆或帕腊寒耳苏斯(Theophrast von Hohenheim or Paracelsus,约1490-1541年)。这位瑞士医生,是首先摆脱古典正统的盖论学派的人士之一。他在蒂罗尔(Tyrol)矿场一视同仁地研究了一些岩五、矿物、机器发明以及与矿工生活和环境有关的情况、意外事故和疾病。1514至1526年间他在欧洲许多地方流浪,研究各国的疾病与其治疗的方法,以后作为一个医学教员,在巴塞尔(Basle)住下来,那里人们按照罗马时代一位大医生塞耳苏斯(Celsus)的名字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但他接受这个名字时显然很勉强。他在巴塞尔受到医药界特权阶级的反对,在那里住了一年就离开了。

  作为一个医生,他抛开了盖伦和阿维森纳,而把他自己的观察与实验的结果应用到医疗问题上。他说:“人们靠内心的默想,绝不会知道万物的本性……”。关于医生,他说,“眼所看见的,手所接触的,才是他的老师。”科学是在神创造的万物里寻找神,医学是神给与人的赠品。

  霍亨海姆在把化学应用到医学上去的时候,有许多化学上的发现。例如,他认识到空气的复杂性,把它叫做“混沌气”(Chaos);他在“硫”这个总称下描写了他得到的一种“矾精”,这显然是醚。他说,“这个东西有可爱的气味,就是鸡也喜欢吃,鸡吃了之后就睡一会,但醒来不受损害”。可怪的是醚的麻醉性虽被发现,却不为人所看重。首先明白叙述利用矾油(即硫酸)与酒精的作用制造醚的过程的人是科达斯(Valerius Cordus,1515-1544年)。他是医生和植物学家。与炼金家不同,他对于制备的过程有明确的叙述,说明他已由炼金术进入化学了。

  帕腊塞耳苏斯的追随者与盖伦派不同之处是把化学药品应用在医疗上。不消说,他们医死了许多人,但这样他们至少进行了实验。他们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药品,因而附带地增进了化学的知识。比林格塞奥(Vannoccio Biringuccio)对矿物学进行了研究,开辟了地质学的道路。他于1540年在威尼斯发麦了他的《火焰术》,说明他对矿石、金属、和盐类有一定的实际知识。后来,在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矿工作的阿格里科技(Agircoia,1490…1555年)在巴塞尔发表了《金属学》,对《火焰术》的很多内容都加以利用。范·赫耳蒙特(van Helmont)也做了一些重要工作。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1577年生于布鲁塞尔。和帕腊塞耳苏斯一样,他也把科学和宗教联系起来。他认识了许多气体物质。他根据霍亨海姆的“Chans”一词,创立了“gas”一词来称呼气体。他把四种元素减少到一种,并且象泰勒斯一样,认为这种单一的元素就是水。他在量过的干土中种了一株柳树,只浇上一些水,到了五年以后,这株柳树的重量增加了164磅,而土质的损失仅有2盎司。这表明柳树的新物质差不多全部是由水生成的。在一百多年以后,英根豪茨(Ingenhousz)与普利斯特列(Priestley)证明绿色植物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碳素以前,这种看法一直盛行不衰。

  最先把新的物理知识应用到医学上去的是散克托留斯(Sanc…torius,1561-1636年)。他把伽利略温度计加以改良,并且用这种温度计来测量人体的温度。他还设计了一种比较脉搏速度的仪器。他用天秤来量他自己的体重,以研究体重的变化,并发现单是暴露在阳光中就可以减少体重。他认为这种体重的减轻是看不见的发汗造成的。精确的天秤也许是炼金家遗留给后来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最好的遗产。

  弗兰苏瓦·杜布瓦(Francois Dubois,1614-1672年)——他的为人熟悉的拉丁名字是弗兰西瑟斯·西耳维斯(FranciscusSylvius)——研究了范·赫耳蒙特的著作,把化学应用于医学,创立了一个确定的医药化学学派。他认为人身的健康依赖于体内的酸性或硷性的液体。这两种液体结合成一种比较缓和的中性的物质。化学和医学都采用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有重大的历史上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第一个不以火的现象为根据的普通化学理论。它引导勒默里(Lemery)与马克尔(Macquer)把酸类与硷类明白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认识到不同物体中这些相反的性质及其互相结合——有时,这种结合还十分猛烈——的倾向,人们才形成化学吸力或亲合力的观念。也是由于看到中性物质以这种方式形成,人们才断定一切盐类都是酸与硷化合而成的。这是把化合物按一系列类型加以分类的先声。这个理论对于十九世纪有机化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解剖学与生理学

  反对人体解剖的偏见,在欧洲流行颇久,直到十三世纪盖伦与其阿拉伯的注释家的著作出现以后,人们才重新开始研究解剖学。最早一位出色的人物是蒙迪诺(Mondino)。他死于1327年。差不多就在他的工作成果发表以后,这个科目就变成千篇一律的了。虽然大学的正规医科课程里都有解剖课,但是这种解剖工作都严格依照盖伦、阿维森纳或蒙迪诺的教本进行的,而已也是为了用例证说明这些教材才进行的,根本不想增加知识。因此,解剖学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前,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只有列奥纳多的礼记记载了一些新的发现,而他的札记对当代人却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到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中,曼弗雷迪(Manfredi)才写了一本专著,原稿还保存在博德利亚(Bodleian)图书馆内。书中记载了各名家工作成果的比较和一些新的观察结果。不久以后卡尔皮(Carpi)对解剖学也有一些贡献,但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到让·费内尔(Jean Fernel,1497…1558年)才算真正开始。他是医生、哲学家、数学家,1542年发表了《物理奥秘》。这以后有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5…1564年),他是法兰德斯人,在卢万与巴黎受过教育,并在帕多瓦(Padua)、波伦亚和比萨教过书。他背叛了盖伦,于1543年发表了《人体结构论》。这本解剖学著作不以盖伦和蒙迪诺的学说为依据,而以他自己在解剖过程中所看见的和能够表演的现象为根据。他在这方面有不少贡献,他对骨、脉、腹、脑各器官的研究尤为出色。他大体上接受了盖伦的生理学,但也叙述了他自己在动物身上进行的一些实验。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的非难。愤激之余,他就在1544年抛弃了研究工作,去担任查理五世的御医。

  十六世纪结束以前,解剖学就已经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了。这是生物科学中摆脱古代权威的束缚最早的一门。生理学摆脱这种束缚比较迟,因为盖伦的学说阻拦了道路。我们说过盖伦认为动脉血与静脉血是心脏所推动的一涨一落的两股潮流。一个把“生命元气”(Vital Spirit)带到人体的各种组织中去;一个把“自然元气”(natural spirit)带到身体的各种组织中去。正如福斯特所说:

  现今我们对于身体的任何作用与过程的看法,都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其基本根据:身体内每一组织单位的生命都有赖于这个身体直接间接地浸渍在血液中。动脉血带着氧到那里,而静脉血又把活动所造成的物质带走。我们应记住按照盖伦的理论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见解的,因为他认为每一组织都有两种不同的血液一涨一落,来往其间,一种在静脉中运行,另一种在动脉中运行,完成两个不同的目的。我们还应记住,盖伦这种关于静脉与动脉的用处的学说与盖伦关于心脏的作用的学说是分不开的……血经过看不见的隔膜孔道由心脏的右边神秘地转移到左边……。如果采取这个看法,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从学术上来说;关于人体心脏的机制的真正学说,的确仿佛是全部生理学的心脏。

  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是阿拉贡(Aragon)的医生与神学家。他因为持非正统派的意见,为加尔文所定罪,焚死于日内瓦。他发现血通过肺循环,但这种循环的机制以及心脏在维持血流方面的功能,虽然在1593年经克萨皮纳斯(Caesalpinus)提出一些巧

  妙的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但直到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专心于活体解剖”时,才向人们揭露出来。

  1578年哈维生于福克斯通(Folkestone)。他是肯特郡(Kent)的一个富农或小绅士的儿子。在冈维尔(Gonville)和剑桥的加伊斯(Caius)学院学习之后,他去外国游历了五年,大部分时间在帕多瓦。二十四岁时他回英国开业行医。弗兰西斯·培根做过他的病人。他担任过詹姆斯一世的御医。当时有不少妇女被控告施行妖术,当代这位最富于现代精神的生理学家的职务竟然是负责对这些妇女进行医学检查。幸而,他检查出这些女人都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异状,因而这些妇女都被无罪开释了。哈维与查理一世也极亲密。国王把温索尔鹿苑和汉普顿宫的产品交给他,供他实验,并且同他一起观察过小鸡在卵中的发育,及小鸡的活的心脏的跳动。在这位英王第一次远征时,哈维也随军出征,在边山(Edge-hill)之战时,他是王子们的保护人。据说当战争力酣时他还坐在树下读书。他随他的主人退休回到牛津,做了一些时候麦尔顿市立学校的校长。他所写的讨论心脏的书《心血运动论》于1628年出版。这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包含了作者多年来对于人与活的动物观察的结果,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本书出版后,盖伦的生理学立刻就显得过时了,可是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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