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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这是作者自己的当日之“境”。双重“境”都令人珍惜。在物欲与
技术的逼迫下，人文环境业已世俗化。我这些年来很惊诧于世俗社会对知识
价值的怀疑和蔑视，也惊诧于知识分子当中一些人自身的幻灭。性灵的清流
开始浑浊，学问里渗透着浊气，带着生命血脉、禀性的学人被目为怪异。中
国文化的后花园真的开始破败了吗？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另一种“境”。张
中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土”的。于是我说：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数家
珍地说着文人的性情，说着文人的人格，说着学问的意义，那是一种美丽。
张中行就这样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我们于是有缘倾听到文化血脉的流淌之
音；我们也在“感伤”之中听雨打枯荷，听蛙声、蝉鸣；我们也在冲淡隽永
之中咀嚼一种苦味，那苦味和周作人的相似吗？
《蒲桥集》
初读汪曾祺《蒲桥集》时，我对封面上的“广告语”出自谁人手笔有猜
测，疑是夫子自道。后来知道，确是作者自拟。这文字有两段，其一曰：“齐
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
论，却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
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
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滋味近似。”此言得之，无王婆卖瓜之嫌。后一句语出《山家清供》，
叶灵凤《春初早韭》云：“《山家清供》载，六朝时代的周颙，平时清贫寡
欲，终日常蔬食，惠文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答道：‘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我对书的装帧雅洁也颇欣赏，以为与汪氏的文字相宜。列入作家
出版社“四季文丛”的还有贾平凹之《抱散集》、张承志之《绿风土》，其
时散文集还没有像今天这般出滥、滥出，买回来后没有冤枉感。我并不主张
以散文比小说或以小说比散文，但汪曾祺以小说家而作散文并有这样的成就
似乎也佐证了我一贯的想法：职业性的散文写家成功者极少。我无非想说，
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人“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
如果说到人与文和传统的关系，那么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
一脉相承。正是在相对疏离政治功利适度靠近传统中，汪曾祺显示了他的魅
力。我们不必夸大汪曾祺所达到的境界，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纪末，他的文
章滋味确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套用贾平凹说佛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
涵一种平静，有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从散文发展
的历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不能说独创，可以用
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但这不
影响我们对汪曾祺意义的估价，因为他的出现，使我们重新领略了传统与文
人的魅力，《蒲桥集》成为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最成功的一次“聚
焦”。因此，我始终把《蒲桥集》视为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
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蒲桥集》所持的是“边缘化”的立场；同
时汪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
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蒲桥集》的意义
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以
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蒲桥集》多可圈可点之作，而最能代表其语体风格
的便是《葡萄月令》了。他的许多文章都可分析，惟独这篇不行，由此体会
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汪曾祺冲淡，但没有周作人的苦涩；90 年
代闲适如潮，但阅读汪曾祺的人常常抽调他的意义。因此，散文的阅读也常
是误读。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
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
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
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
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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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散文》
一
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撰写《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的非常大
的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
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
作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是有些“风险”或者不符合一些文学史家的什么“学
科规范”，但我还是果断地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
完成了《文化苦旅》专栏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
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
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为焦点。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冒险”是不无意义
的。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对《文化苦旅》的研究是浅显的，有好多分
析都没有到位，也许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以文学史的方式接纳了余秋雨（多少
年以后当然可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1994 年的“国际华
文散文研讨会”上，在发表完了对包括余秋雨在内的“文化散文”的意见后，
我这样回答听众的提问：《中国当代散文史》是一部意义“残缺”的书。之
后，在撰写《乡关何处——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时，对余秋雨散文
的认识略有深化。在此就不再展开了，关于余秋雨散文，除了我上述所说的
“史”的位置外，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也是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我
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时，一位听众毫不含糊地提出来了：余秋雨是在
做“文化守护”还是“文化投机”？
余秋雨散文的集子，我在大陆见到三本：知识出版社（沪）版《文化苦
旅》（新近看到它和其他几本书都纳入了“文化大散文”系列）、列入“布
老虎丛书”散文卷的《文明的碎片》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秋雨散文》。从
选本的意义上讲，《文明的碎片》也许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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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文化转型时期，历史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许多看似空白的地带或盲点，
余秋雨以散文的方式越过这些地带或盲点，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我由
此思考余秋雨散文的意义与局限。也许，随着文化的积累，余秋雨散文所获
得的评价可能会跌落，现在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但我不认为在当代文
学史上人们会把余秋雨的散文当作暴跌的“股票”全部抛掉。有一些人厌倦
余秋雨笔下的“文化”，其实，余秋雨在散文中并非“做学问”似的“弄”
文化。不管是我注文化还是文化注我，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认真的，
他对人文景观的描绘、对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的探询以及以文化契入世俗的努
力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后来读《收获》上的《山居笔记》感觉略有差异，
但《苏东坡突围》却使我难以释卷。当然可以圈点的不只这一篇。我正在研
究“文革文学”，一下子觉得余秋雨所还原、揭示的一些现象恰恰可以用来
描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
譬如，说苏东坡的“案底”：“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
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
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
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余秋雨对长途押解苏东坡的文化分析十分透辟：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
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
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苏东坡只怕株连亲
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
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
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
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
情。”在苏东坡之后多少年，老舍自沉湖底。当然“文明的代表者”的遭遇
确是既与“小人”更与“国情”有关。接下来余秋雨写了一段几乎是无与伦
比的文字：“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
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
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余秋雨对小人
也即“文化群小”典型的解剖是这篇文章最为精彩的内容，与之相比，他对
苏东坡突围心路的把握则有诗意而少思想力量。
苏东坡贬谪的“黄州”作为文人的“流放地”其实倒也具有象征意义。
我们在研究当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时，似乎有些疏忽“文革”中的“黄
州”与知识分子心灵历程变迁的关系。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
梦断忆》都真实地写了“黄州”中的“知识分子”状态，我一直非常重视这
两本散文集，小说中似乎还很难找到像这样可以称为经典的文本。许多知识
分子在“黄州”（“牛棚”、“狱”也可称为“黄州”）中“突围”了，巴
金的5 集《随想录》深刻的解剖了由“入围”到“突围”也即由“奴在身”
到“奴在心”再到“我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而这种“突围”恰恰不是“四
人帮”所妄想的，也与他们设置、由“文化群小”发出的“走出‘彼得堡’！”
的“号召”相反。这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注意到，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很少有提到《走出“波得堡”！》这篇
曾经轰动一时、“战斗力”极强的文章。其作者“任犊”，作为“上海市革
委会”写作组的笔名连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也知者甚少。此一时彼一时。
这篇“文革文学”的“经典”文论，作为极左政治、“阴谋文艺”的传声筒，
充分体现了“大批判”文论在发生、思想、理论、逻辑、操作方式和传播等
方面的特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 年，许多作家、学者著文批判
了《走出“彼得堡”！》，指出任犊阉割、歪曲列宁的论述，指出“彼得堡”
说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展，指出这一口号的险
恶用心在于打击革命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挑拨工人作者与专业文艺工作
者的关系，等等。这些见解都不错。我们还需要着重指出，“任犊”对极左
政治思潮的富有激情的娴熟的阐释，充分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文革”
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沉沦（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沉沦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个
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走出“彼得堡”！》是一次“召唤”，对疏离了“文
革”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离开了阶级队伍”的“工人作者”的“召唤”。
而与这个中心相对立的是“彼得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
在任犊看来，这些“工人作者”也走进了“彼得堡”：“人所共知，修正主
义文艺黑线向他们（工人作者，笔者注）招手了，终于把有些人锁进了‘受
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彼得堡’——作家协会。”
在当时，“走出”又称为“回炉”：“回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红色熔炉中去，
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去。”《走
出“彼得堡”！》的姐妹篇《让思想冲破牢笼》更直截了当说：“走出‘彼
得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思想冲破资产阶级的牢笼。”显然，当代作家
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无需再作什么辨析。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我们可
以“历时态”地提出三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一些“工人作者”如果
曾经身在“波得堡”，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走出的，而这一走出对“专业作者”
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少人都知道，在“文革”中一些“工人作者”曾
对帮助过他们的“专业作者”反戈一击）；在“彼得堡”中的一些（而不是
全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疏离“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也即怎样突
围的；“任犊”们在当时显然是“回炉”了，而在“文革”结束之后，他们
又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有没有从思想与精神的误区中真正突围出来
呢？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或思想史或文化史的这一部分，似乎还缺少有力
的、富有成效的“勘探”。检讨自己的精神历程这一“功课”为一些过来者
疏忽了，或者有意无意地没有做好它。我有时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好与我
们的精神、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功课”，几乎所有对“历史”、
“传统”、“文化”的反思，都有可能变得苍白脆弱，而且会使种种突围都
不可能不笼罩在阴影之中。这样想，是否过于沉重？
“突围”之于“包围”而言。所谓“包围”，也有“他围”与“自围”
之分。“他围”就是把“酱缸文化”里的“酱”泼在他人身上。苏东坡由庙
堂到江湖先摆脱的是“文化群小”的“他围”，而后是摆脱“自围”：“他
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
明。？ 。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
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
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
大的弊病就在这里。”正象余秋雨所分析的那样，“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
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解剖，目的是想找回
一个真正的自己。”于是必须“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
这才能突围？
《姑苏烟水集》
初读俞明《姑苏烟水集》，颇惊羡其格调的高远，后来读到《新民晚报》
上冯英子先生的文章，以为自己的感觉不错。我对我和俞明生存的这块土地
上的许多骚人墨客一直将信将疑，因此常生出些不无清高的孤独感。文人的
聚与散往往是因了文章和性情的缘故。好的文章是聚会的第一张请帖，以后
便是性情的“饭局”。性情是块砚，文章呢，是砚边点滴。我和俞明的缘分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本《姑苏烟水集》，此后的清谈、茶话都为“烟水”弥漫
和滋润。我曾经在一篇未刊稿中说，《姑苏烟水集》记朱季海的《痴子》和
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中的《章太炎》堪称双璧。何以见得？原因当然不
在章太炎与朱季海的师生关系。张中行先生悲天悯人，以章太炎写中国文化
之血脉，从“古怪”中寻出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文化之至美。俞先生是以
同等情怀写章太炎硕果仅存的弟子朱季海，文字灵动甚至有点“侃”，细读，
就体味出苦涩了。由俞明在文章之外对朱先生的种种关心，我有时觉得他也
有把知识分子的善根留住的痴心。真是一代有一代的《世说新语》。于是，
我切实发现了俞明与“世俗”的距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吴地人的聪
颖、才情和常见的士大夫气在他身上都有不凡的表现。会唱昆曲评弹。忽然
又是书法。看到他的字会大吃一惊，果然工夫在书外。读了不少帖，但似乎
谁也影响不了他。这俞明先生个性太强了！他的笔法在娟秀与狂放之间。而
这狂放二字的笔画在吴地文人中已渐渐的散了骨架。这就有了我所说的“距
离”。俞先生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论人事褒贬自如，说古今纵横捭阖，多
年从政，仍是书生本色，仍是嬉笑怒骂式文章。其实，吴地自古不乏狂放、
耿直、狷介之士，只是渐渐的废弃了这类人格范式。受此影响，大多数的吴
地作家在创作中都以“亲和”的姿态处于吴地之中，现在需要有一种超脱的
处于吴地之外的姿态（不仅仅是姿态）和对吴文化的挑剔的眼光，如果能够
这样，吴地同人就能写出大善而非小善，大恶而非小恶；就能穿透种种“遮
蔽物”并拓展人生和艺术的种种境界。我很愿意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