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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果然，他们什么都学会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观众声泪俱下，“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口号声响彻全场。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动得观众也和着泪水应唱。“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①现在，他们教哲学的伯伯，也感到了孙犁碰到的那个问题：如何使教课内容和抗战联系起来？看来，还是这些孩子们取得了成功！
自然，这都是一些亲切的回忆。在抗战中，他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神圣的事业，谁也没有失败。孙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和学员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学员送了王晓楼一个代号：“矛盾”，送给孙犁的是“典型”。因为他们上课，常讲这两个名词。深县驻军首长，送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有一天，他约孙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马。他先跑了一趟，然后叫孙犁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②
根据当年老战友的回忆，他在抗战学院的讲课，还是很受学员欢迎的。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过他的相当宏亮的谈话声音，他很随便地做过这样的介绍：“当年在抗战学院讲课，面对几百人，没有扩音器，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全是喊，练出来了。”没有热情或激情的支持，没有听众的自觉配合，是很难一连喊上几个小时的。所以，老战友的回忆是信的。
在抗战学院教书时，他还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认识转变过程①，可惜剧本已经佚失。但杨秀峰院长委托他写的抗战学院的校歌歌词，却靠人们的回忆保存下来了。“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②
歌词真挚朴素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同学们，
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
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歌词保留下来，孙犁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在1978年写的文章中，还这样说：“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①这首题名《冀中抗战学院校歌》的歌词，收入《孙犁文集》第五卷时，篇末署的日期是1938年8月，如此，它是和学院同时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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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风云初记》中的男女主人公芒种和春儿（他们都是冀中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都曾在这里学习、训练，而其中的张教官，则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作者的面影。
在抗战学院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即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来到学院“视察”。实际上，这一文一武的“主席”和“总指挥”，早在一年多以前炮声一响，就逃到黄河以南去了。不过，为了团结抗日，学院还是组织了欢迎大会。会上，张荫梧厚着脸皮丑表功，还批评学员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学员们摆出事实，把他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当他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时，杨秀峰义正词严地指出：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①。关于鹿钟麟、张荫梧“视察”的情节，《风云初记》第三十九章有很详细的描写，但把欢迎大会搬到县政府门前，变成了群众大会；学员和张荫梧的辩论，变成了群众和他的直接交锋；杨秀峰驳斥张荫梧的话，由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高翔来代替了。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小说中描写的这个场面：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
“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巴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扭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张荫梧显然看见了冀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空前壮举，但是，惯会吹牛的他，却在日记里吹嘘起自己来：“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犹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①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这年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形势日趋严峻。不久，敌人占领县城，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分散活动，孙犁也准备过游击生活了。
游击生活
孙犁刚到抗战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加以民运院所在的深县旧州离家不远，附近很多县城也驻有抗日武装，路上安全，所以有时骑车回家看看。
1939年2月初，抗战学院全体师生在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准备化整为零，分散工作。为了准备打游击，孙犁回到家来，打点衣物。这时他才知道，村子里驻有队伍。
次日上午，一群学院的男女学员到孙犁家里看望，他又获悉，这些学员是来慰问一二○师的。这很使他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而且，更令他惊喜不已的是，师部就驻在村里，贺龙将军住在村子的西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回答自己的教官，“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参谋长是周士第，住在孙犁三祖父家里。他住的是两间土坯盖的南房，破旧、阴暗，是过年时供奉家谱的地方。现在，悬挂家谱的那面墙上，挂的是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参谋长穿一身灰色棉军装，站在地图旁边讲解着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显得十分英俊从容。孙犁的学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教官，他高兴地说：“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这两位作家原来就是何其芳和沙汀。他们随军出征，也都身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孙犁固然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素不相识，彼此谈话很少。两位作家似乎也都拘谨，而且显得劳累，需要休息，好继续行军，参谋长就请他们回去了。这给孙犁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①游击生活开始以后，孙犁带了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他们现编现演，剧情就是身边的生活事变，常常才挂上幕布，因有敌情又拆下来到别村去演。演员着戏装化妆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很多人在建国后成了名演员。
在敌人占领深县县城以后，孙犁和他带的剧团编入冀中区直属队。他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后，终因夜间骑车不便，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开始了真正的步行游击生活。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从十里、五十里、百里，直至最多可走一百四十里。有时是坦途，有时是结有薄冰的河滩。走在队伍中间的人，说不清队伍有多长，在黑夜里，他们只认准前边同伴绑在背包后面的白色标记和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标。行军中不许抽烟和咳嗽；为了掩护子弟兵的行动，冀中群众几天里自动把狗全部打死。这样，这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长长的队伍，在进行如此巨大的夜间转移的时候，除了在大地上留下的“踏，踏”的脚步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孙犁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了这段生活：我们与敌人周旋在这初冬的、四野肃杀的、广漠无边的平原之上，而带领我们前进、指挥我们战斗的，是举世闻名、传奇式的英雄贺龙同志。他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们对他向往已久。我刚进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领导，感到这是我终生的光荣。所以，我在《风云初记》一书中，那样热诚地向他歌颂。①
现在，我们就把《风云初记》里的这段文字，也抄在这里：
……她们在村东头一家贫农的北屋里见到了贺龙将军。突然见到他，她只顾得浑身打量，好像在这位将军身上，每一个地方都带着红军时代的灿烂的传说，都是那些出奇制胜的英雄故事。
将军很是和蔼可亲。向她们致谢以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她们身体的健康。问到学校里的伙食，问到她们除去军事科目，平时还有什么运动？
……
乡亲们偷偷地问春儿：她会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司令？春儿保守军事秘密，只是笑着说：这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一位很能打胜仗的将军。乡亲们虽然闹不清将军到底是谁，可是他们知道：这一准是真正老牌的八路过来了。
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行军。春儿还没经历过这样的行军，行军是从每天黄昏开始……
深夜里，春儿看见过那骑在马上的将军。他们有时停在村庄的边缘，从马上跳下来，掩遮着一个微小的光亮，察看地图和指示向导……有时他们闪在一旁，让队伍通过，轻声安慰和鼓励着每一个人。
到了宿营地点，战士们都睡下的时候，他们又研究敌情，决定行程。①
这里写的行军生活，正是孙犁经历的那次行军生活。“这次行军，对于冀中区全体军民，都是一次大练兵，教给我们在敌人后方和敌人作战的方法。特别是对冀中年轻的子弟兵，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言传身教。”②孙犁说过，抗战期间他练出了两个本领：一是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大声讲课的本领；一是徒步行军的本领。“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③这是真的，就是在他的晚年，只要看看那双有力的长腿支撑着的瘦而结实的腰板，仍然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记得是70年代末，他对笔者说，他每天早晨还要在多伦道216号大院里跑跑步。那当然是慢跑，“所谓跑，就是使身体颤起来。”他说。但是，只要能使身体“颤”
起来，那也就是跑的动作了。而那时，他已年近七旬。
且说他在抗战初期的游击生活吧。前面提过，他不是当了一两天的车子队长吗？这个队长，是冀中抗联主任史立德指定的。“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①是否如此，且不管吧，因为我们还记得，在1938年春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吕正操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是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从宣传部长到车子队长，虽不算升迁，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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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他的夜晚骑车技术，实在不很高明，常常摔跤，以致引起后面部属的“抗议”；而他对自己部属的评价，也确实不高，但终归还是谅解了：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②随后，孙犁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奉命去深县南部一带工作。一天清早，他们离开了大队。战争的气氛笼罩着初冬的田野，四周寂无一人，恐怖而荒凉。他们一面骑车前进，一面注意着有没有敌情。他们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县境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看看。天快黑时进入深县境内，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大陈村老陈的二弟陈国栋家里吃饭住宿。孙犁见过这个在村里教武术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但在大节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他们进入大陈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子很大，却遇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大梢门前面，他们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几个人上了房：
“什么人？”房上的人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我们找陈国栋。我是他的大哥。”
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回答：“没有！”
紧接着就是一枪——幸好是朝天打的。
孙犁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逃去，听到房上说：“送送他们！”
随着一阵排枪，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丝丝”飞过。他们一口气骑到村南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孙犁倒在里面了。
抗战胜利后，孙犁见到陈国栋，问他：“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慌马乱，听不出来。”
“唉！”孙犁苦笑了一下，“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抗战爆发后，这是他遇到的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阜平纪事
“古城会”以后，他们连夜往深南赶，天亮时在一个村庄前面遇到了八路军哨兵，找到了他们所要去的一分区，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深县县长。县长交给他们一台收音机，叫他们每天收听和油印一些新闻。从此，他们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有时抄完新闻，老陈睡下，孙犁喜欢调低声音，收听一段京戏。这时老陈总要劝诫他“节用电池”。其实，那时我方还没有电台，收听到的国民党电台播出的消息，参考价值不大。孙犁明白，上级交给的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他们负责保管，不一定为了收、编新闻。
在深南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善閛纪年〉摘抄》里过这样一段话：“曾冒险回家，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到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①总之，冀中区的形势变得严酷起来了，1939年春天，他和老陈奉命越过平汉路，到路西的山地去工作。
此举是王林来深县传达的黄敬的命令。去路西之前，除开了组织介绍信，王林又以某地委书记的名义，给黄敬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孙犁在冀中区工作的情况，言词间颇带赞扬、推重之意。孙犁那时还没入党，迂挚地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做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②在路上，他把信扔了。
夜晚过路时，遇上了大雨，雨中爬了一夜的山。妻子亲手缝制的平原人家的布鞋底，穿了两个大洞。过路后，见到育德中学的同学刘炳彦，他比孙犁低一个年级，原来也是文学爱好者，战争改变了他的道路，他拿起枪来，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