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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连风雪、泥泞、饥寒、惊扰，也和胜利的喜悦、亲如家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深深的、甜蜜的怀恋了。
那些年生活艰苦，他们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冬天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草，大家挤在一起，把腿伸在袄袖里，除了睡得暖和，还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呢。
在那种环境里，吸烟也可以成为团结的象征：从老乡那里要点兰花烟，再掺上芝麻叶，大家分头把烟卷好，然后推选一位划火柴的好手，大家围成圈，不让风吹灭这宝贵的火种。当最先一位同伴小心翼翼地把烟点着，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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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必怀疑，是一种高尚的目标培养了这种精神：“抗目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非常激动。”①当大家都用“颤音”表达一种共同的愿望时，那种伙伴的感情也就产生并扩大开来了。
山路花烂漫
在晋察冀的山路上，孙犁走上了征战的路，也走上了文学的路和收获的路：他的第一批创作的果实，是在这里结出的。“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①这是谦虚的自白，却无意间说出了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在最自由、最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收获到他该收获的东西。
他这个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的创作，实际上就记录着他那时的生活见闻和生活历程。像《识字班》这样的散文自不必说，就是他的小说，也多是生活的实录。如《老胡的事》②，这篇末尾缀着“1942年11月20日夜记于山谷左边的小屋”字样的小说，就真实地记着当地老乡采集树叶做酸菜的情形：“现在秋风起来，树叶子要落了，她每天到山沟里去，摘杏叶、槐叶、楸树叶。回来切碎了，渍在缸里做酸菜……”也记着他们拣风落枣子的情形：“秋末，山风很大，风从北方刮过来，一折下那个大山，就直窜这条山谷，刮了一整夜还没停下。”“一夜风，枣树的叶子全落了，并且踪影不见。小梅跳来跳去地捡拾地下的红枣……老胡也跟在后面拾。打枣时遗漏在树尖上的枣，经过了霜浸风干，就甜得出奇，”不过，拣枣人是很辛苦的：“小梅走到山顶上了，那里风很劲，只好斜着身子走，头发竖了起来，又倒下去；等到老胡追上了，她才回头问”——
“胡同志，你又去找花吗？”
老胡说要帮她去拾枣子，小梅笑了笑说：“你不怕冷？”
风噎住她的嗓子，就赶紧回过头去又走了。老胡看见她的脸和嘴唇全冻得发白，声音也有些颤。”
像这些地方，实际上也描述着作者的生活踪影。如前所说，在战争年代，他是挨过饿的，山沟里的枣子，也不总是能随便食用的。他用第一人称写的《看护》①这篇小说，记录了一次行军生活：“我们在山顶上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有时还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流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踩，咽着唾沫走过去。”“天明我们进入繁峙县②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爬了半天，我饿的再不能支持，迷糊过去……在我们头上，有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眉头蹙的很高。看见我醒来，她很高兴，”——“同志，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律吧！”
我笑着摇摇头，她伸过手去就掳了一把，送到我嘴里，她也接连吞下几把，才发觉一同吞下了枣核和叶子，枣刺划破了她的手掌。
这里写的，简直是前面说的他那幕吞食酸枣情景的重演。他晚年不愿意吃酸味水果，但对酸枣树始终怀着“敬意”，每次见了它，都有知己之感呢。因为“酸枣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枣。”①
在《吴召儿》②里，他更详尽地叙述了晋察冀山地的生活：“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担心焦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写，也可以坐在河边石头上写。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经为一个不漏水的墨水瓶红过脸吗？有过。这不算什么，要是像今天……就不再会为一个空瓶子争吵了。”然后，他终于又说到行军——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王快镇那一段讨厌的砂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郯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滑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们关外的辣椒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
还有会餐：半月以前就做精神准备，事到临头，还得拚着一场疟子，情愿吃的上吐下泻，也得弄它个碗净锅干；哪怕吃过饭再去爬山呢！是谁偷过老乡的辣椒下饭，是谁用手榴弹爆炸河潭的小鱼？哪个小组集资买了一头蒜，哪个小组煮了狗肉大设宴席？……
下面他写到山，人们很难不相信，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境遇的写照。这是大黑山，也叫神仙山，“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天黑的时候，他们到了这座山的脚下：一望这座山，我们的腿都软了，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么高；它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横一个竖一个，乱七八糟地躺着。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我们耽心，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
等他们在这座山的山顶上过夜的时候，遇到了另一番景象：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给冲洗的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的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在《蒿儿梁》①里，他也写到了自己身历过的大山，那是有名的五台山。“五台山有五个台顶，北边的就叫北台”；当时，他住在北台脚下的成果庵里。这里是繁峙、五台交界的地方，他眼前这座有名的高山，长年积雪不化，6月天走过山顶，倘遇风雹，那也会冻死。
现在，他们正向台顶进发，半山腰上的杉树林里，已经积着很厚的雪，“向阳的一面，挂满长长的冰柱。不管雪和冰柱，都掩不住那正在青春的、翠绿的杉树林。这无边的杉树，同年同月从这山坡长出，受着同等的滋润和营养，它们都是一般茂盛，一般粗细，一般在这刺骨的寒风里，茁壮生长。树林里没有道路，人走过了，留下的脚印，不久就又被雪掩盖。”后来，他们终于踏着半人深的积雪，登上了北台顶，这里，日本人是再也无法上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向导和群众的掩护）：站在这山顶上，会忘记了是站在山上，它是这样平敞和看不见边际，只是觉得天和地离的很近，人感受到压迫。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没有声音，卷起一团团的雪柱。
走在那平平的山顶上，有一片片薄薄的雪。太阳照在山顶上，像是月亮的光，没有一点暖意。山顶上，常常看见有一种叫雪风吹干了的黄白色的菊花形的小花，香气很是浓烈……薄薄的雪上，也有粗大的野兽走过的脚印。深夜在这山顶上行走，黄昏和黎明，向着山下号叫，这只配是老虎、豹。
在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像蒿儿梁那样小小的村庄，像一片片的落叶，粘在各个山的向阳处……
远处，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腾起一层红色的尘雾。那里有杨纯的家。他好像看见了那临河的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该不是滹沱河南岸的东辽城？但在《山地回忆》①里，那蓝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以上，我们略略对孙犁的有关作品做了一个巡礼。这只是他的有关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他在晋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是结合得那样紧密。不能怀疑这些作品在叙述方面的真实性，例如关于《蒿儿梁》这篇小说，前几年山西省繁峙县县志编委会还给孙犁来信，说小说所据的模特儿，至今还对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保持着亲切的回忆。显然，这个县志编委会在认真考虑，把这篇小说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历史的范畴了。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这些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①据他说，他写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鲁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此外，还带过《毁灭》、《楚辞》、《孟子》）。“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①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阜平，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他特别爱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风格）和爱伦堡的通讯。
这样，在晋察冀的山路上，随着他行进的足迹，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这些花一路绽开来，点缀得这条不寻常的山路更富丽、更鲜亮了。
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①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②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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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稿工作大体结束之时，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接着孙犁同志也从路西来到冀中了。这两位大手笔的到来，编辑组和刻字印刷组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②当时，他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上锅灶，就工作起来。这一带村庄，距离周围敌人的据点都不过十五六华里，他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到了年底，大体编成。共选出二百多篇作品，约三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揭露日军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第三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