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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却有过钻洞的经验，那是1944年3月，他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在河北省西部）游击区走了一趟，在洞里住过一夜。重要的是，他有过和冀中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所以，写起洞来，仍然使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第一个洞》和《“藏”》等作品，写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准确地说，是写了它的开头——挖洞。尽管洞还不是地道，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开头，就会产生结尾，从有了这“第一个洞”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
《第一个洞》开头就标明“蠡县××庄”字样，所写环境，如说从1941年起，“××庄的形势就变了，在它周围，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近的只有二里”，“那一带环境十分残酷”等等，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非常一致的。《“藏”》是《第一个洞》的扩展。它的女主人公浅花要生孩子了，地上没有安全的处所，隐蔽在她家菜园子的洞里的一个八路军干部，向丈夫建议她到洞里生产，她笑着说：“那不成了耗子吗？”后来，敌人“扫荡”村庄，她果然在三丈深的地下，——那里没有灯光，也没有风——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就叫“藏”。除了母亲，没有人能听到那第一次的“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
是敌人的五一“扫荡”，使和平的人民失去了在地上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刚刚降生的婴儿。
孙犁多次提到五一“扫荡”，他说，冀中人民称之为“五一事变”，他们将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传说，留给后代子孙。在《老胡的事》①里，他同样以纪实的手法，写到自己的家乡在五一“扫荡”中的情形。老胡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工作，妹妹从冀中家乡来看他，他们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小说写的是老胡，我们在老胡身上，至少能看到作者部分的影子：妹妹说，反“扫荡”开始的时候，麦子刚割了，高粱还只有一尺高。她们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其中小胡和大章，哥哥全认识。敌人合击深武饶的那天，她们同老百姓正藏在安平西南一带沙滩上的柳树林里，遍地是人，人和牲口足足有一万。就在那次小胡被俘了去，在附近一个村庄牺牲了。她同大章向任河大地区突击，夜里，在一个炮楼附近，大章又被一个起先充好人给她们带路的汉奸捉住了……下面是《琴和箫》①里的一段文字，作者的身影变得明确起来了：
去年，我回到冀中区腹地的第三天，就托了一个可靠的人到河间青龙桥去打听那两个孩子的消息……
……
今年5月，敌人调集了有四五万兵力，说要用“拉网战术”消灭我们。我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跳过敌人在滹沱河岸的封锁，沙河的封锁，走过一条条的白色蛇皮一样的汽车路，在炮楼前面踱过去……
如果说上面是小说（尽管孙犁的小说含有相当大的纪事成分，他甚至把他那时写的这些作品看作个人经历的叙述），我们不免有所保留地看待它所叙述的事件，那么，下面讲的这件事情就完全是真的了。
这件事也许就发生在五一反“扫荡”期间。且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的学生模样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岳父已去世，家中妇孺，不知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这张照片。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儿没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吧！”①因为写作家传记的需要，笔者曾向孙犁同志要求提供照片。他拿出自己保存的所有照片来，其中确实没有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文集在内，最早的一张，是1946年春在蠡县下乡时的半身照。这张照片，穿中式棉袄，未结领扣，除了头上一顶干部帽，完全像一个农民，只是那张脸显得清秀了些。文集所收1941年照的那张，是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的合影，不知取自何处，他的家里没有。像上面说的，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没有容许他的家人保留下一张宝贵的纪念照。
保留的是屈辱。这里是一张农村妇女的照片，是从“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是敌人用刺刀逼着照相时留下来的。除了刺刀的白光，整个照片的光线很暗，旁边有半个“验讫”的戳记。这位农村妇女是孙犁的远房嫂子，她有意地保留了这张照片（这时敌人已经败退，“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想寄给在前方作战的丈夫，激励他杀敌的志气。孙犁看了看照片，又端详了一下这位远房的嫂子，一时不明白那么一个活泼好笑的人，为什么照出相来这么呆板阴沉，他说：“这相片照得不像！”
“比我年轻？”她笑着说，“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里还顾的笑！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是孙犁一篇题名《相片》①的散文，讲了上面这个故事。在《小胜儿》②这篇小说里，人民在战场上用血与火洗刷着自己的屈辱：
冀中有了个骑兵团。这是华北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
马是那样肥壮，个子毛色又整齐，人又是那样年轻，连那个热情的杨主任，也不过二十一岁。……过了两天，这个队伍就打起仗来，打的是那有名的英勇壮烈的一仗。敌人“五一大‘扫荡’”
突然开始，骑兵团分散作战，两个连突到路西去，一个连作后卫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整整打了一天。在5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的天昏地暗，打的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杨主任的警卫员小金子也受了伤。他用手刨着土掩盖了主任的尸体，带着一支打完子弹的短枪，趁夜色突出重围，回到冀中平原上自己的村庄养伤。他很想念牺牲了的那些战友，和一位正在相爱着的姑娘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我问问你，杨主任牺牲了？”
“牺牲了。我老是想他。跟了他两三年，年纪又差不多，老是觉着他还活着，一时想该给他打饭，一时想又该给他备马了。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罢了！”
“他的面目我记的很清楚，那天，他跟着你到咱们家来，我觉着比什么都光荣。说话他就牺牲了，他是个南方人吧？”“离我们有九千多里地，贵州地面哩。你看他学咱这里的话学的多像！”
“不知道家里知道他的死讯不？……”姑娘显然伤心起来。小金子想到的还是战场上的情景：“先是他同我顶着打，叫同志们转移，后来我受了伤，敌人冲到我面前，他跳出了掩体和敌人拚了死命。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勇敢的没对儿，总叫别人小心。平时体贴别人，自己很艰苦。那天行军，他渴了，我说给他摘个瓜吃，他也不允许。”
……
这是一篇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故事。杨主任的本名是杨经国，关于他，《吕正操回忆录》里说：“经国同志是贵州人，1937年初由北方局派到六九一团做党的地下工作，牺牲时才二十多岁。孙犁有一篇小说叫《小胜儿》，主要就是写的骑兵团，写了杨经国，是写得很真实的，写了杨经国热情待人，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写到他的牺牲……我也总想写一篇关于经国同志的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并纪念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
关于五一反“扫荡”，我们还得提提他的一位战友，——远千里。他是河北省任邱县人，曾在保定第二师范念书，当时和梁斌等进步同学很要好。1938年4月参加抗日工作后，在冀中任记者、编辑、剧社导演和编剧等。他青年时代喜欢诗（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的诗），后来自己也写诗，出过《三唱集》、《古巴速写》等诗集。
五一大“扫荡”后，他在洞里坚持编报纸，刻蜡版，写街头诗……光景很像《“藏”》里写的：每天清晨，从洞里出来透风，“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园田的井台上，贪馋地呼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看着阳光照耀的、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①五一反“扫荡”后，他的爱人，在一次秋夜涉水转移时，掉进井里牺牲了。她的死，使孙犁受了启发，在《风云初记》的最后，做了李佩钟这个人物的归结：
……第二年春天，铁路附近一个个村庄，在远离村庄的一眼土井里淘水的时候，打捞出一个女人的尸体。尸体已经模糊，但在水皮上面一尺多高的地方，有用手扒掘的一个小洞，小洞保存了一包文件，并从文件证实了死者是李佩钟。……我们这一节也该结束了。有一首歌的题目，叫《血染的风采》，孙犁和他的战友们，那些年来所走过来的道路，没有一处不被血染的风采所照耀。他们在战争中送走了火红的年华、火红的岁月，他们的创作，整个是一部时代的，也是他们个人经历的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升华
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①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我们到过那里，那是一个深秋季节，虽然是和平环境，面对浩淼的淀水和一望无际的苇田，我们也被一种宏大的气魄和无比壮观的景象所感动（我们承认，在人民流过血和汗的这个湖面上，一种历史感加强了我们的感觉和印象）。负责水上导游的安新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介绍说：“白洋淀共由一百四十余个淀组成，占地面积四十多万亩，水道纵横交错，足有两、三千条……”他口气一转，略带风趣地说：“来到这个地方，莫说日本鬼子会迷路，我们自己也会迷路。”看着汽艇周围数不清的块状苇田和左盘右旋的迷宫似的水道，我们相信了他的话。
作家的经历又把我们召回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这时的白洋淀，具有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①“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窠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②
在这敌人监视着的苇塘里，我们记得作家讲过的这个故事：
一个干瘦的、眼睛特别明亮的老者撑着一只小船，无数次地穿过了敌人的夜间封锁，为游击队运输粮草、护送干部。他不带一支枪，甚至也不穿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那件蓝色的破旧短裤），只靠那只灵巧的篙和水鸭子似的游水本领，在万亩苇塘里穿梭般驰骋，从未发生一次意外。靠了他，稻米和肥鱼的香味，才和歌声一起从苇塘里飘出来；靠了他，才维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联络。但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他护送两个女孩子在夜间穿越封锁线时，撞上了敌人的小火轮，有一个女孩子负了伤。这个打击差一点使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力量，他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无脸再见苇塘里的战士；但他到底将船驶到苇塘边，用篙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了窄窄的入口。他发誓为女孩子复仇：“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老人没有说错，第二天，他单身智斗敌人，使十几个鬼子落入圈套。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用篙砸他们的脑袋……在苇塘那边，鲜嫩的芦花展开一片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在芦花下面，露出一个女孩子的俊俏的脸，她按照老人的约定，惊奇地欣赏着这场英雄行为。
这个故事很带有传奇性。古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那种慷慨悲歌的义士精神，有了新的发扬。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加壮烈了：故事仍然发生在白洋淀，不过这一次是在淀边的新安镇。新安镇四面临水，大汉奸熊万东住在有日本宪兵队把守的深宅大院里，整天不出大门一步，以为他的万世基业是稳如泰山的。这天是中秋节，他正在客厅赏月，忽然帘子一动，闪进一个人来。他一把抓起放在手边的盒子枪，厉声问：“谁？”
“是我，大伯。”来人非常沉静，原来是参加了除奸团的他的一个侄儿。侄儿向他诉说，日本人到处抓他，他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求大伯赏他五十块钱，他好离开新安，到天津去做个小买卖，代价是，他愿意把带来的一支顶好的盒子枪送给大伯，一厢说着，一厢倒拿着枪，递了过去。熊万东拿起枪，走到钱柜那里去，他一猫腰，脑袋已经掉下来；随着一把钢刀的闪光，来人带好两支枪，已经上了房……作者说：“这就是有名的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①熊氏三杰的故事，抗战时期在冀中一带流行很广，在有关作品和文章中，曾经多次被人辑录或转述；就叙述的生动和精采来说，孙犁应属于最佳者之列。他继续说——……这位英雄不久牺牲在新安城下。他吃醉了酒，受了奸人的骗：“要拿新安了！”他跳下炕来就奔着县城跑去，他爬上城墙，敌人打中了他，翻身跌了下来。伙伴说：“你挂了彩，我背你回去！”
他一摆手，说：“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他举枪打死了自己。
其实，敌人只打折了他的左腿。
关于他的两条腿，有很多传说，新安一带，都说他是飞毛腿。有人说，飞毛不飞毛不知道，反正他走路特别溜撒，孩童的时候，常见他沿着城墙垛口飞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只坏了一条腿就打死自己？这问题就很难答复。为什么不残废的活着？我好像听说，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它要碰死？
冰连地接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
我们觉得，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孙犁的观点和感情。他在五一大“扫荡”那年的冬天，写过一篇题名《慷慨悲歌》的札记①，里边有这样的话：“……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不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他的笔明显地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感召，似乎也染上了易水的悲壮的风云。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安平县三名干部被敌包围，最后壮烈牺牲，孙犁为他们写了一段碑文，其中说：“……当其在室内，以只身抗敌伪，坚贞不屈。向敌伪汉奸叫骂时，声闻数里，风惨云变。附近人民，奔走呼号，求引救助，有如父兄之遇危难。当我部队收葬三烈士尸体时，所有干部战士，无不如狂如病，歃血指发，有如手足之诀别。每一言及三烈士殉难事，则远近村庄，啼泣相同，指骂奸伪，誓为复仇。……古来碑塔纪念之迹多矣，而燕赵萧萧英烈故事，载于典册者亦繁矣，然如此八年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冀中人民解放国土，拒抗敌顽，其环境之复杂、残酷，其斗争之热烈、悲壮，风云兴会，我冀中英雄儿女之丰功伟绩，则必光掩前史而辉耀未来者矣……”①这段碑文，慨乎其言，若扬若抑，颇多燕赵古风；如果击筑而歌，就是一支易水新曲了。不用说，这支易水新曲，也记叙了孙犁自己的感情历程。
孙犁还看到，战争改变了人民的观念，使一代少男少女忘记了祖宗的成法。在碉堡林立的土地上，这些少年人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