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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高。孙犁被洪水冲倒，碰着一根耸立着的拴马木桩，他到底是一个男子汉，说时迟，那时快，立即抛掉衣物，猴子般攀登了上去。这时洪水冲击木桩，并挟有梁木、车辕冲过，他怕冲倒木桩，及时用脚、腿把这些什物拨开，致使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此处距延河不到百米，难保不顺流而下、直达黄河了（延河是黄河中游的一个支流）。
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肿。而且，延安自产的那种深蓝色的土布，布质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倾向。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空，肚大腰圆，差不多成了个不倒翁。这时，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真正的棉衣裤，告诉他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他披着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部队通过，他们好“走马换衣”——因为这位同事既是南下，会越走越热，棉衣面，就不讲究了。计划兑现后，孙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条羊毛棉裤，又由他同来的女弟子们进行了革命：她们把他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他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一举两得，他又有了一条道地的棉裤。此外，她们又给他织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他居然全副武装、舒服体面地过了一个冬天。
事逢凑巧，这时一位同志，又从晋察冀来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袄，而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过后送给他的。这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种交流，是物质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系里养了几只鸡，后来舒群决定分给个人养，孙犁不习惯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①。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团圆，他们就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来团圆了。战争迟早总要过去，那时人们就可以回到家里团圆了；但是，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和团圆还能保持下去吗？我们的“传”还要写下去，孙犁后来有所回答。人生几次月儿圆？看来人们永远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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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遇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①可惜的是，他的一本《楚辞》，在上次水灾中，被冲到延河里去了。那是一个姓梁的女学生送给他的，是商务印的选本。这女学生从北平来到晋察冀，就学于华北联大高中班，知道老师喜欢读些古书，就送了他这本《楚辞》，孙犁千里迢迢，把它背到延安，还没再读一遍，就付诸东流了。
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刚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②“白毛女”的故事，是1940年由晋察冀边区河北某地传出来的，1944年流传到延安，翌年1至4月，鲁艺师生把它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在这个过程中，邵子南写出了最初的草稿，后来又经过了集体的加工和改写。孙犁看到的，大概是《白毛女》的最初排练情形。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①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②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了；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我国文坛上的那个“出色有无中”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
这个时候，孙犁由研究生提升为教员，改吃小灶。他讲《红楼梦》。在讲课时，代系主任舒群去听课，课后，发表了些不同意见，引起一场争论：孙犁认为《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舒群则认为是批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为证。
这是两首《西江月》词，见于《红楼梦》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宝玉出场后：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①两人当日所申之词，到底谁是谁非，也是多年来难断的问题。舒群援引《西江月》固然不无道理，而且曹雪芹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中，还说这两首词“批贾宝玉极恰”；但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两首词？例如，我们所根据的《红楼梦》版本，它的校注者就说：“这两首词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了贾宝玉的性格。”孙犁则认为这两首词具有“自嘲”性质①。
不必介入这种争论了，对我们来说，这种争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当年真诚、坦率的同志关系，孙犁很怀念这种关系：
……我当时青年气盛，很不以为然。我想，你是系主任，我刚讲完，你就发表相反的意见，这岂不把我讲的东西否了吗？我给他提了意见。作为系主任，他包容了，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常常记起这一件事，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个人说了算数，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以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离乡背井，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①
邵子南也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孙犁回忆在延安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邵子南很爱说的两句话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是在谈话中间，有时是什么也没谈，他就忽然讲出这么两句话。他很少坐着谈话，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走来走去。这两句话又总是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②邵子南为人单纯，孙犁很喜欢他的这个特点。孙犁认为，他有时表现出来的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正说明他胸无城府，可以亲近。他常挂在嘴边的那两句话，做为文学警句看，孙犁也很喜欢。但孙犁又认为，如果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在这些问题上，孙犁也会和他发生些争论吧！孙犁讲《红楼梦》，这是他的拿手戏，他其实是讲得很好的（舒群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讨论，并没有说他讲得不好）。据当年听过课的朱寨回忆，他至今还记得孙犁讲《红楼梦》里描写的那些笑的情况，不同人有不同人的笑，很具体。现在，我们可以用孙犁自己在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把朱寨的记忆补充得更具体一些，发言虽非讲课，但总可以帮助我们略窥他当年讲课的风采：例如我们写小说，常常写到“看一眼”，“笑着说”。在实际生活里，在不同的场合下，“看一眼”和“笑着说”也有很多形态。我们不能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