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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笑着说”。在实际生活里，在不同的场合下，“看一眼”和“笑着说”也有很多形态。我们不能记取这些形态，所以写到时，就只能笼统地“看一眼”，笼统地“笑着说”。曹雪芹就高明多了，随便翻翻书，我们就可以找到只在“看”和“笑”这两个日常动作上，他有多少功夫。“宝玉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小红“下死眼把贾芸盯了两眼”，“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宝玉和袭人都扑嗤的一笑”，“听得吱吱的笑声，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只见秋纹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进来”。嗤的一笑和扑嗤的一笑，虽只差一个“扑”，情形就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①
关于《红楼梦》，自从他童年接触了这部书以后，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他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对于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是“客串”，但他发表的有些意见，却很为红学界一些人士所注目。他认为《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①。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②对于和舒群的那场讨论，他后来也有了新的看法：“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为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当时有的同志说贾宝玉是作者批判了的人物，举山《红楼梦》里两首嘲笑贾宝玉的词为证。自然，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有部分道理，因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没有放弃批判……”③我们好像花了不少笔墨，谈到延安窑洞里的这场“红学讨论”，孙犁自己也确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由这件事，我们终于知道：他在追念友谊、严于自责的同时，心得和体会也日渐精深了。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还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①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毛驴。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他带的这支队伍也很别致，母亲的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毛驴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①
这是金秋时节，迎面吹来的，是掠过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除了孩子们的咿呀嬉闹，母亲们的半嗔半爱的哄逗叱喊，还时时有女歌手们的抒情歌唱，孙犁很满意他这支队伍。但是，在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一个夜晚，他们必须趁天黑越过同蒲路（这时日伪仍控制着铁路线），因为一个女同志下驴到高粱地里去小便，掉了队，铁路没有过成，全队又都退回来，等候第二天夜里再过。
第二天，他宣布了一条特殊的纪律，也可以说是“紧急状态法”：
凡是女同志小便，不准远离队列，即在驴边解手。解毕，由牵驴人立即抱之上驴，在驴背上再系腰带。
这一来果然奏了效，他们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使孙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②。
马达也在这个队伍里，他也是单身汉，负责赶驴。中午到了站头，他俩总是蹲在街上吃饭。给养来源不很正规：孙犁因为有两套单衣，途中每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些果子和食物。饭量出奇的好，什么也吃着很香。像来的时候一样，也要走几天休整一次。在晋、陕交界，有一天上午，孙犁从住宿的地方出来，经过一个磨棚，看见马达站在那里画速写。有两个青年妇女正在推磨，孙犁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他只看马达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①从这一次，他对画家产生了特别的敬意和好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无形中也更加强了素描的训练。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②冬季，他们到了张家口。这是他们胜利后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敌人所遗物资很多，这些文艺家们久处困难环境，现在看到这么多东西，便捡些四处扔着的废白纸张，作为写作、绘画之用。
晋察冀的熟人大部分都在，开会欢迎了他们。因为他们早到张家口，穿戴都很整齐，康濯和已经改行做经济工作的邓康，都穿上了洋布衣裳。邓康看见孙犁只穿一身粗布棉袄裤，便给他一些钱，叫他到小市上添购些衣物。孙犁到野市买了一顶西北皮帽，一件蚕绸衬衣，还有一条可作围巾用的日本丝巾，然后应邓康之邀，回到他的住处，洗了一个日本浴，换上了干净的衬衣。于是，他告别了在延安结交的新朋友们，也告别了赶毛驴的生活，一个人回冀中来了。
这下面又是一段新的行程，一个人向自己的家乡奔赴的行程，他感到了亲切，也感到了紧张。从1939年春天离开自己的家，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长子夭折，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也不好，想起这些来就心情沉重。1944年秋天，他在延安窑洞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片纸，修了一封家书。那时，家乡还被日伪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他实在控制不住对家人的思念。白纸的正面，是给父亲的短信，背面是写给妻子的几句话。她不识字，但他知道，父亲会念给她听。
他把这封信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一年多过去了，家里收到这封信了吗？
他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宣化，在王炜的住处，要了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和一件军毯，然后步行回乡。他从下花园奔涿鹿，再经易县越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一直南行，每天行程大约百里，共走了十四天，终于进村了。那是一个黄昏，当他披着那件黄呢斗篷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①这几行记载，骨肉、夫妻之情，约略可见。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作家当时的心境，我们不妨借助一下他的《嘱咐》②。小说所记，虽然不等于事实（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叙述是事实），仍然可以做一番参照：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正是腊月天气，从平地上望过去，一直望到放射红光的太阳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身子一挺，十几天行军的疲劳完全跑净，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要飘起来。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他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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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家就住在村边上……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亲热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打打地哭了……回到现实中来吧。这不是梦：孙犁真地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时，已经是1946年年初，刚过了阳历新年，就要过春节了。谈话间，妻子告诉他：收到了他从延安转来的信，当时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孙犁听后怅然。但他十分感谢周小舟和交通站的同志，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又封锁得那么紧，不知他们怎样把信送来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①《风云初记》第五章里有一个念信的场面，那也是一封从延安来的信，由高翔的父亲念，“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孙犁的信，可能也部分地具有着这种效果。
妻子应该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娇惯，本来不会织布。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因为推机抒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此外，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
孙犁自幼得到父亲疼爱，从没挨过他一下打。这次见孙犁回到家来，老人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说话，孙犁说他在外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说得多了，老人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孙犁回到自己屋里后，妻子为父亲着想，抱怨丈夫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这使他想到，“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①在孙犁的小说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老人背着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躲避着敌人的“扫荡”……那里就该有着他父亲的影子。
第六章 烈火中的凤凰
新的旅程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阴阳相互作用说明“气”的作用。主张“精思自得”、“观物，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①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②，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①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