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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①困难是很多的，进步并不总是十分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孙犁已经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展示未来的蓝图了。
生活总是这样，为了进步，不只需要作出牺牲，付出勤劳和汗水，有时候，还要蒙受委屈，以至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孙犁也有过这种时候。
这还得从头说起。1946年春天，他刚到河间，《冀中导报》给他登了有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位“作家”，——这在那时的冀中，是很少有的称呼——就想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不啻蟾宫折桂，登龙有望。可是一打听，都说他干不了，因此终于没有做官。可是这条麻将牌大的消息，却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使他在第二年的土改中受到了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①。
他是在1947年夏天，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的，当时，他住在大西章村。有一天下午，他在村外树林散步，忽然看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以示执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孙犁见状，急忙避开。他不知是谁对政策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能够感到，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里虽不愿意，也不敢说话反对，只好照搬照抄，听其蔓延。
我们还应该交代一下，由于父亲在外经营生意，孙犁的家庭，在他外出读书时已渐渐升为富农。有一次，他与王林骑车南行，想顺便回家。王林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这话在孙犁听起来，自然是怕他通风报信的意思。战友的一时不理解，显然令他失望。他实在并无此意。抗战时期他回不了家，胜利后，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回家的。何况父亲新丧不过一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也需要照看一下。
下面是孙犁关于1947年土改的一段纪事，文字虽然简略，却很传神，照抄如下：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①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是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顾。会后，他被分配到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去的那天刮着大风，他俯身逆行，只见飞沙扑面。张岗是一个镇，进村后，他先到理发店剪去长发，又到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时逢严冬，他就穿着这双大草鞋，每天蹒跚往返于雪封冰冻的张岗大街上，单看样子，有些像屈子行吟于汨罗江衅。
但是，他毕竟不是两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诗人，他是一名新时代的战士，他懂得怎样对待委屈。在张岗，他通过吃派饭、调查研究、开会动员等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情谊。何况，农村风俗淳厚，对他也并不歧视。同志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他在张岗大约住了三个月，这里有一个纸厂，负责人是张冠伦，每逢纸厂请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张冠伦总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②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③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①
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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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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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①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③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正月》是写的小官亭的事情，但和大官亭也有关系，小官亭的妇女部长多儿姑娘，和大官亭的农会副主席刘德发搞上了对象，他们趁着土改翻身的喜庆日子，在正月里举行了一场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的结婚典礼：大官亭的礼炮一响，小官亭的人们就忙起来，女代表同鼓乐队赶紧到村口去迎接。大官亭的人马真多，头车来到了，尾车还留在大官亭街里。两个村的鼓乐队到了一处，就对敲起来，你一套我一套，没有个完。两个村的小学生混到一块跳起来，小花鞋尖踢起土来，小红脸蛋上流着汗。
……
区长登在高凳上讲话，他庆贺着新郎新妇和两个村庄的翻身农民。
吹吹打打，把多儿娶走了。
在路上，多儿骑的小红马追到前头去，她拉也拉不住。小红马用头一顶德发那匹大青马，大青马吃了一惊，尥了一个蹶子就跑起来，两匹马追着跑，并排着跑，德发身上披的红绸搅在多儿的腰里，扯也扯不开。
关于他在张岗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在《秋千》里寻到一些线索：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一般说来，以上就是孙犁在饶阳参加土改的那段生活背景。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燃烧到冀中，但在冀中可以闻到炮火的硝烟气息。中国的土地还在燃烧，但在熊熊的烈焰中，人们已经可以望见未来中国的形象了，这一形象也在冀中的土地上成长着。
孙犁没有到战场上去，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同样参加着未来中国的建设工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次火的燃烧——批判的火的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设计着自己的形象，以便走向未来，走向成熟。
总之，在双重的意义上，烈火都在燃烧，在烈火中的凤凰，只会变得更加鲜明、美丽。
滹沱河上的梦
自从1947年冬季土改会议以后，孙犁再没有回过家。当时，干部家庭成分不好的，都要回避。直到第二年夏收时，土改告一段落，孙犁才有机会回家。时隔数月，加以农村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孙犁对于妻儿老母的思念，是可以想象的。
家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是一场农村革命，他欣然接受这个变化，也免不了向家里人做一番宽慰和开导的工作。家中衣物均被封存，孙犁取自用衣物时，特请贫农团派人监督，一如《女保管》①中那位“李同志”进村时请群众看他的背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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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一时家中生活无着，他把母亲和妻子儿女带了出去，这是后话。
1948年夏天发了大水，这时，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他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创作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人，那真是呕心沥血的工作；加以在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吃不饱，因而无形中损害了健康。
他写的是《光荣》、《种谷的人》和《浇园》①等几篇小说。关于《光荣》，他在晚年接待一次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