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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③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坛上是否已经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节、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自己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和它的主持者们的劳绩，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编辑作风，更是泽及后人，影响深远。刘绍棠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①从维熙说：“……我的启蒙师长孙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书简中，把文学比作一座高山，他在这座峰峦面前‘高山仰止’。”“回归文坛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少一点哗众取宠，多一点甘居寂寞；少一点游山玩水，多一点苦斗精神。文场不是赌场，文苑不是商品交易会，它应当是干净而宁静的，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遗风。这种遗风，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间断线失传。之所以要这样告诫自己，因为自己也生活在现实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名利之心的驱使，而变成文场上的外交家。”①
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也始终只把《文艺周刊》看做是一个“苗圃”，在给刘绍棠的一封信里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②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③，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刘、从、房①那时都在学校读书，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所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课余里，也就偷偷地写了。
开始，我并不敢给《文艺周刊》投稿，先是给小报投，总果投中了一篇小故事，把我高兴坏了。紧接着我又给那家小报寄了两篇小说，可是很快就退了回来，嫌那作品里写了蚊子，于是我大着胆子把这两篇稿子寄给了《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而且有一篇还是头条。当时是多么激动啊！发表了这两篇作品以后，我的写作劲头就觉着足了，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②
孙犁1953年到安国县下乡，路过保定时，给青年文学爱好者们做了个报告，会上看到韩映山，提到了韩的这两篇小说，他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个当时还很瘦弱的少年非常惊异。他也很了解一般青少年的创作心理，幽默地对他们说：“有些同志好偷偷摸摸地写稿，寄给报社，好像给爱人写情书，怕叫别人知道了，好像写文章是件不体面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起个当作家的念头并不坏，应该让群众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们更关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给你素材，就像蜜蜂往返飞翔于盛开的花丛之间，不只闻到了花的香味，还要叫花朵听到我们的声音，招展地欢迎我们，共同完成酿蜜的工作①。不少名家谈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于“大胆”，这看法庶几近之，不然，把创作弄得像写情书，那至少是太“孤独”了。
孙犁看稿子非常认真，他的习惯，看稿前先擦净几案，拆封稿件时注意不撕伤，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而且决不积压稿件，到手后总是很快处理。进城之初，他在《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对面，看完一篇觉得可用，就推给他，他马上看，如觉得不好，就再推过去。这本来是为了不积压稿件，但这工作方式，很使对方不快。他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他处理过的稿件，总是保持整洁，不用的稿子，如有意见，另写在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也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②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物，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部，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子装入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子，回想起来，是很感欣慰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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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小说《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小说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分子正和油店的掌柜订立“攻守同盟”，于是一下就又找到了线索。
我认为初稿和改写，都是心急了一些。不是说打油就不可能找到线索，而是因为作者的描写有些像一般的章回小说，使人感到，是太巧太轻便了一点。主要的是不切实，林天佑是“三反”小组长，下午还在当面追查这个贪污分子的材料，而在晚上，当这个贪污分子在油店订立“攻守同盟”时遇到了林天佑的老婆，竟会神色不动，“林嫂儿”叫的那么从容，是不合实际的。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①
乔迁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