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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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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①天色已经晚了,不管他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次日出发。车夫是慢性子,第二天,等到动身,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车开起来,孙犁的心还在提着。
路上打尖时,他迎住了一辆南行的汽车,请司机带个纸条,到任丘交给店里。这张纸条,换来了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宁静;但是后来知道,这位司机没有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任丘,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孩子都住在掌柜的家里,得到消息,也都过来了。孙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儿棒子面,到野地里捡些树枝,给小达煮点粥。小玲呢,还在吃奶。这位从农村来的母亲,唯独忘了自己。现在,看见了丈夫,就像看见了主心骨,在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进退两难之地,她心里踏实了。不过,刚才进店和丈夫见面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
孙犁没有说话。他充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在他看来,这句埋怨话与其说是为了责难,还不如说是出于信赖。因此,他只是忧虑而欣慰地看了她一眼,便回过头去招呼要烩饼了。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不只大人转忧为喜,一对小儿女还是那样娇憨可爱。这几天来,当父母的心分悬两地的时候,他们照样嬉戏玩耍。有母亲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是不容易受到伤害的。
妻子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孙犁也和她们住在一起。任丘属冀中区,西北不远处就是白洋淀。孙犁深深感到,在老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朴实的,这一点也使妻子儿女少受了许多委屈。
次日一早,辞别店家,一家人上车赶路,这时真是人欢马叫,另是一番光景了。
晚上,宿在唐官屯村头的一家大车店里,睡在只有一张破席的炕上。春风沐浴着的北方原野的夜晚是宁静的,也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混合着倦意和兴奋的族人感到了夜的温馨,夜的舒泰,但是一时很难入睡。
“荒村野店,也有爱情。”孙犁回顾说。
到了天津以后,孙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立刻热闹起来。小森也从学校回来,和母亲、弟弟妹妹见面。一年多不见,母亲看见小森长高了,也白胖了些。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比原来在城市的孩子更容易吸收城市的营养,使身体得到长足的发育。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妻子来以前,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都穿得半旧了。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住下后,孙犁买来两丈蓝布,在他的小屋里,妻子缝制了一身新衣。
孙犁每天上班,晚上还要写作,小屋里住了这么多人,热闹是热闹,却失去了他一向喜欢的安静。另外,当时还是供给制,他觉得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所以,这样住了半月光景,他让妻子回去。
已经说好要跟报社的一位同志坐火车走,孙犁也把她们送到了火车站。但上车的人太多、太挤,担心她带不好孩子,又退了票。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保定,那里有孙犁的许多熟人,于是,就送妻子搭车,再由保定雇大车,把她们拉回家里。由保定坐大车走的这条路,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常常走的路。坐在车上的时候,望着四周的村庄和田野,妻子不免指指划划,告诉她的一对小儿女:这是爹从前上学走过的路。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光荣,她也许还希望,孩子们大了也走一走这条路……她当然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而且,二十年过去了,虽然道路依旧,世界可已经变样子了。孩子们有自己的路。但是,倘若说孩子们走的路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为孩子们铺路,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也许没有想到这样多,也许想的比这还要多,因为从保定回家的这条土路很长,也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是很容易陷入遐想的。而且,当她一路上时而和淘气的儿子,时而和刚会说话的女儿应对、周旋的时候,无形中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使路变短了。现在,她已经望见村头。野外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又一个农忙季节来到了。
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拍拍身子下了车,准备迎接这个收获的季节。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还是这几口人,经过唐官屯的时候,又宿在了那家大车店。这是一个黄昏,孙犁看见了在解放唐官屯的战斗中他渡过的那条河,想起了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的尸体。不过,他没有向家人说起这些,更没有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险些牺牲在河边上。何况,他正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也没有心思提这些事。第二天黎明,就招呼家人起来,动身赶路了。
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也接了来。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报社腾出了一间大约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搬到这里来,用家具隔出一间小小的临时厨房,另一边住人。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①《诗经》里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②乔迁,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用了这样的题目,看来是有悖于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们可以再借用陶渊明的几句诗,多少说明他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③这诗除了个别地方由于时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孙犁身上以外,无可否认,孙犁性格里是很有些陶渊明情调的。孙犁不是“误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在不久以前,他对笔者说:他庆幸自己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大意)。他只是热爱故土,依恋家乡,如上面所说,他也像陶渊明赞歌“依依墟里烟”一样,赞歌他家“屋顶上的炊烟”了。
苦恼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