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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睡着！”肚皮用英语说。他当然没有想到，孙犁听懂了这句话。
天亮后，女人和孙犁谈了几句，他才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的翻译。记者又要给倚在铺上的翻译上眼药，不知为什么，孙犁很厌恶这两个人。他发现列车上的服务员也很厌恶他们。
无锡还很远，他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他，女人曾打听他会不会英语。孙犁后悔自己没有把中学学来的英语都忘光，如果都忘光，恶心的程度也许会小一些。
到无锡后，张翔把他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又回来和他告别。他们坐在太湖边上，望着气象万千、烟波浩淼的湖水，孙犁忽然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和孤独。
张翔走后，是长长的寂寞。在青岛也感到过寂寞，但没有今天这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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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①。
说也奇怪，听着这无边的波浪声，倒驱逐了不少的寂寞。何况，春天也就到了，在这里，他真正领会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妙处。在青岛，他那么喜欢黄鹂，但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打开了审美的视野，提高了观赏的意趣。因为“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于是，身在病中且喜欢思考的他，便利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营造起自己哲学的和美学的花圃——他又一次全身心地陶醉在幽思遐想中了：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①
在太湖，他遇到一位同乡，也是从青岛转来的，曾多年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孙犁把在火车上的见闻告诉他，他只笑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①这另一位同志，是一位作战科长。
在太湖养病期间，除院方组织的蠡园、善卷洞之游外，“我自己去过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妇女。”②漫长的疗养生活看来的确令他感到难耐和无聊，但他的病确实渐渐好起来了。
病后
他本来喜欢读古书，大病初愈，他又有了读书、特别是读古书的兴趣了。
他大量搜求古书，始于1954年之后。在这之前，他拖家带口，负担重，为谋生计，把十六岁的大女儿送到纱厂做工，哪里有什么闲钱买书，顶多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放在自己的书桌上。1954年以后，有了些稿费，这才成套地买书。他至今记得，1949年进城时，书是那么便宜。那时是——……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叀氖罚裁蝗寺颍聊敬笃岷凶拥模ㄓ檬槌鞯模头绱等丈沟模言谇阶雍颖呓值郎稀�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①
这些，都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大约在1953年前后，也有人劝他买房子，当时房子也便宜。同样出于经济考虑，他放弃了这样的计划。如上所说，他后来终于有些钱了，兴趣就放在买书上。据他说，有些书（如《饮冰室文集》）买下来，并不是急于要读，而是想当藏书家。
《鲁迅日记》后面的“书帐”，直接影响着他对图书的选购。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对鲁迅先生的信任却始终如一。下面是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按：此书为清代冯云鹏、冯云鵷合撰，对收录的商周以下历代某些金石文字进行了考订——引者），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给它们包装了书皮。”①他自然也买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写的书。这里，我们可以提一提《孽海花》，因为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他很早就和这部小说有了缘分。那还是1946年他在河间的时候，有一次赶集，从推车卖烂纸的小贩那里，买到了这部书，而且是《小说林》出版的原版本：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小说林》是1907年创刊的文艺月刊，主要登翻译作品，也登小说理论和少量创作（《孽海花》的部分回目曾在该刊连载），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半光景，在近代文学启蒙方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孽海花》初版于1905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孙犁在战争年代从卖烂纸的推车小贩那里得到这部《小说林》出版的书，自然感到高兴。但可惜，他在战争年代得到的这部书，又在战争年代丢失了。凑巧的是，进入天津后，他又买到一部同样版本的书；这一回，他送给了一位正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
这位同事姓张，正在谈着恋爱。对方绰号“香云纱”（因穿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得名），原有丈夫，解放军一进城，迅即转向革命。一日，孙犁到这位同事的房子里，两人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孙犁只读过周扬译的这部小说的上卷，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卷如何？”这句话竟引起老张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回答：“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孙犁愕然不解。几经日月，才明白老张那时以沃伦斯基自居，恋人在下卷卧轨自杀。
这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孙犁自悔失言。因此，当老张放洋之日，孙犁就送他这部《孽海花》，聊寄比翼双飞之意（这时他们已经结婚）。这回老张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香云纱”又爱上一个官职更高的，导致离婚。孙犁又后悔这事做得不妥，他们的结局还是部分地应了书的内容，老张该不致徒增烦恼吧？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孽海花》的增订本，孙犁又买了一部。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孙犁对找对象的看法。1946年9月，他想给康濯介绍个对象，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做文艺工作的，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好老婆，太认真是他们的致命伤。他认为，“只要年岁小些，性格好些，相貌有可取之点就行了，选择要慎重，但无需太机械。”①这虽是一时一地的想法，看起来很实际。张君没有和他的伴侣比翼双飞，大概是栽在不实际上了。
孙犁的妻子很体贴丈夫，虽然不识什么字，却很能理解他。那些年，孙犁买了许多书，有时是又破又旧的书，终日孜孜不倦地整修、缝补，有一天，他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笑了。停了一下才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孙犁很满意这回答。说真的，这是可以获得满分的哲学家的答案。
有时，她还陪孙犁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册宣纸印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孙犁翻着对她说：“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还是笑着，站在孙犁身边，看了一会儿。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目录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版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人弃我取，为书店清理货底，是我买书的一个特色。
但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称S*老书屋。
看过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使我感到，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至于作家，一般的规律为：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是浪漫和现实的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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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第八章 风雪十年
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