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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故事就是讲他的。他叫李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丢了槐字的木旁，从此人们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讲个情面；但惟其是工人，变成“资本家”就更有教育意义，因此批判的次数也就更多。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每次批判，他都是这几句话，大家也都听烦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这一来，问题严重了：里通外国。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无奈他身边的李槐安静不下来。忽然，李槐坐起来，乱摸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他恐怖，他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常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他爬起来，小声问着。
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小说”。我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脏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1965年2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进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子，走不了。一个日本兵进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身走了。事后，她笑着对孙犁说：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牛，她都满不在乎，出来进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做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点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干部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干部了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子，他就顺着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道是勒令马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牛鬼蛇神”“帮忙”，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逼命的了，妻子又出了件岔子：她怕再抄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道，全给倒出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他们在多伦道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子里的东西，胡乱搬些家具、衣物，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点才到了那里。进了房子，有人正在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洞。而且，没有等他们把东西安置一下，就把屋里唯一的小灯泡摘走了。他们来得急惶惶的，没有带灯泡来。
妻子伤心了，凑在孙犁耳边问：“人家为什么要在墙上凿个洞呢？”
“那是要监视我，不然，你还不相信呢。”他说。
这回她相信了，至少在今天夜里，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落入黑暗里，除了那个阴森森的洞，露出一点幽幽的光——只是连这点光，也更证明着她确确实实是生活在黑暗里。
一卡车的家当，小屋里摆不下的，全堆在院里，任人偷窃践踏。她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她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就是在白天，眼前也难免阵阵发黑。
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老实说，对于妻子的去世，孙犁精神上有所准备。即使这样，他的悲痛仍是难言的，虽然他当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请两个老朋友帮忙，草草办了丧事。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成为隔世之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尤其在静下来的时候，如烟往事，就像过电影似的，就像一记记有形的鞭子似的，在他眼前晃动着，在他的心上抽打着。许多令人留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竟是当它们失去时才知道怀念它、珍惜它。尽管在当时的劫难中，他说自己已经“心如木石”，但是，当受到这一失去亲人的打击后，那颗心又被重新“激活”，又能感觉到过去和当前的一切人间的炎凉了。
确切些说，他的悲伤，不是一次闪电的袭击，而是一种持续而深沉的哀痛。
在妻子故去五年之后，即1975年4月14日，他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①同年12月30日，他又在另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②
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