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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城也发生了变化，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村子被围在绿色的屏障里。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园。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经营农具和编织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风沙，土地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农民主要靠树木、靠经营副业来维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着两只山羊，孙犁每天背上个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捡些烧柴。像童年那样，他又走进田间，走进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来了；又看到了黄色紫色的野花，又拣到了鸡腿蘑菇，又听到了鸟叫虫叫了。这时，他在苍凉中感到一种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愉快。毕竟，在自己的家乡，他变得年轻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说是为了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放了心，说：“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他的组长。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市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有一个写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荐他去。
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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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①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②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他们常常坐船到外村体验生活，一次回来晚了，烟雾迷漫的水淀变得有些凉，孙犁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单衣上。和他同坐在船头上的那位“布衣”刀马花旦，看他在夏天里穿着这套奇怪的服装蜷缩在那里，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为之震荡，惊起几只水鸟，腾空飞去。她这一着，使孙犁真正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心想，也许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兴致，也许是她想给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提提精神，驱除寒冷，总之，他很感谢她的真诚的好意。
在王家寨住了些日子，他们又到了郭里口——一个水上村庄。这个村子，当时在生产上很有点名气，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当介绍到孙犁，孙犁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
孙犁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书已经被批判了，现在人虽“解放”，书还没有“解放”。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这小伙子叫刘双库，是村支部宣传委员。
当天下午，他们坐船参观村里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孙犁看着他面前的这位女战士，双鬓已经变白。他当然也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总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前世经历的，又好像是昨夜的一个梦。这些年来，他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现实、这种生活，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怎么也和昨天的现实对不起来。
曹真的一席话震动了他昨天的梦，但他毕竟不能回到昨天去了：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
……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①就是这样，白洋淀之行唤起了他的记忆，但是不能唤回已逝的、属于过去的那一缕“诗魂”了。“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②
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
1975年12月19日灯下记：“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
1975年12月25日灯下记：“……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
1976年2月7日记：“……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①……
这些“书衣文录”，断断续续地画下了一颗高尚、善良的心灵在特殊年代里留下的轨迹。
这同时也是一颗纯洁、灵敏的心灵，它像一面感光度极好的镜子，映出了某些历史事件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没有勇气，没有正直、善感的气质，不会有下面的记录。那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最初几天。
1976年1月9日记：“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1976年1月11日灯下记：“世界舆论：亚洲一盏明灯熄灭了。谓周之逝。强忍热泪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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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社称：中国无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