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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