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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知人，临事讯稀！焙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常可贵。他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直言的朋友可靠。因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朴素，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紫苇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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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①。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理解和误会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说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