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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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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①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美化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点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从此，这个文体——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体，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
还有人来试。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间认识的，当过《天津日报》的总编和市委宣传部长。他喜欢文学，现在老了，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后慢慢地、郑重地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他请孙犁作序，孙犁却拒绝了。这很出他意外，脸沉了下来。
孙犁向他解释了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没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书稿，告辞了，从此没再来过。不久，便传出孙犁不近人情的话。孙犁很苦恼：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中国古话说，将心比心。但是，世间人们的心，是有种种不同的，如果谁来把人们相互之间理解的次数和误会的次数做个统计，他大概会失望的。
不过，将心比心还是重要的：比得过，那就通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古人，如柳宗元等等，也可记理解；比不过，都就“堵”了，纵使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会误解，乃至产生隔膜。
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后来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马路上，有好长时间，都没有人认出他。等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那是一个深秋，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有许多黄叶，乱纷纷地飘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孙犁得悉他的死讯，惆怅良久。他终归觉得，对这位老友欠了点什么，因此，对于他的故去，倍觉难过。他眼前出现了那条马路，和马路两旁的飘落着黄叶的树木。他突然感到，就连树上的黄叶，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在桌上铺平了稿纸，开始写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写出来了，题目就叫《黄叶》①。也不必过于寂寞，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他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
文坛小风云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他显然更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种）中的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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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当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