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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严肃与荒诞——修改文章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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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诱掖
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非常用功的学生，写得清楚，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这样……写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认真地推敲了，严肃地思考了。”
他指导投稿者很具体，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报刊投稿，这样容易选用，得到鼓励。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内容、要求。投寄时，最好按邮局规章，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发表后，特别是再经人一捧，容易飘飘然，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克制，人的弱点之一，就是经不起荣誉考验，要当心压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鲁迅全集》，拿它一比，不就显得自己那点儿成绩过于渺小和寒碜了吗？初学写作，最好写自己熟悉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学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后誊清，先请老师和周围的人们看，修改满意之后再投稿。要认真，不存侥幸心理。稿件倘被退回，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会做得更好。其实，稿件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质量问题，但也不一定。这可能有多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些时候或另投他处，终归会有出路。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①，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②他虽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