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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①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①。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那年，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不屈。
这是当时为广大学生界关心的现实斗争。那时上海左联办的《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福地》的小说，描写二师的同学坚持护校，把校园的草都掘着吃了，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买好大饼，用掷铁饼的劲头，隔着围墙、马路，抛到第二师范的院里。时隔几十年，我对这篇作品的印象还非常清楚……②
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①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①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明书店寄了二元钱的书券，做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顺便交代一笔：孙犁和茅盾并不熟识，但一直读他的书。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读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国学丛书”《庄子》，就是茅盾选注（署名沈德鸿）。不久，又读了他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从中看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后来，当《春蚕》、《林家铺子》等在《文学》上发表时，孙犁就读过了。除了创作，茅盾自然也是名重一时的批评大家，他的理论文章，孙犁也很爱读。在文坛上，他们是两代人，虽然几乎不曾见面（孙犁只在解放后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孙犁对于他所景仰的这位前辈作家，却是“神交”已久了。
无花果
在育德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临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孙犁读高二的时候，他的要好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校长。这位同学看见孙犁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聘他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并做级任。这件事，成了孙犁正式迈向社会、“战取”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①平民学校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时代的风雨同样侵袭着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子们。平民学校地处育德一隅，正对着保定第二师范，无论是墙外正在进行的苏维埃红色革命的实验，还是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都不能使这些女孩子们冷静下来。面对着和他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们，孙犁的讲课总是力图感应着时代的神经。他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他的有些剧本也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给她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每当孙犁走进教室，前排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学生就喊起行礼的口令来。这是班长王淑，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但很温柔动听。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左腮有个小小的疤陷，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那张面孔的清秀和娇媚。尤其是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的有些下尖的小小脸盘上，显得特别富有魅力。油黑的短头发从两边分下来，紧贴在双鬓上，使得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更加白皙、紧凑。嘴也很小，丰厚的下唇，不仅没有给这张脸带来任何不谐调感，倒平添了它的温厚。是的，王淑的性格确实很是温厚，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微微的笑。孙犁很喜欢这个学生：“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