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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他。他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去要。他觉得别扭的，倒是自己的办公地点：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靠北墙是我的床铺。①工作的琐碎、无聊，环境的偪仄，都使他心绪烦乱。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人，他就是庶务员赵松。赵松比他大几岁，他的字叫干久，他确实也在这里干得很久了，因此，他知道学校许多掌故和某些教员的秘闻，并向孙犁介绍、评论。
赵松最厌恶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单看走路，就能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毛病，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毫不顾及西服革履的体面。赵松因此送了他个绰号：“管乐”。平时趾高气扬的“管乐”，后来忽然垂头丧气起来。经赵松告诉，才知道他和一个女学生发生关系，正在找人给女学生打胎。校长因为和他同乡，知而不问。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和西服革履的“管乐”不同，他是长袍马褂。两个人装束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下流胚子。这一个年岁较大，恐怕也是一个用坏了的“管乐”：每到下课，就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步走向赵松和孙犁的小屋，“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①这位级任，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也无师德。
那些教员每月拿四十元薪金，自视高人一等。但没有一人读书、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到晚饭后，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去玩。教员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室都在里院，和孙犁他们办公的地方隔着一道墙。他本不爱走动，自然很少进去观望。但教员讲课和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那时，这所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教员在讲授课文之前，先说些别的，渐渐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和兴趣。不料，还没等这些教员引起学生的动机，学生倒先掌握了教员的动机，于是和教员斗起法耒。有一次是讲公鸡，教员问：“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最后也没有说出公鸡来，结果自然还是逼得教员自己说出那个公鸡。
三年级级任的家里，在东单牌楼开了一座澡堂，有时请同事们到那里洗澡，孙犁和赵松当然与此无缘。一年级级任是个女的，住在校内，有时走来向孙犁借书看，有时也谈谈，但她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笑。
不消说，孙犁也瞧不起这些自视甚高的教员。他每月十八元的薪金，交六元伙食费，还常买些书，生活是很清苦的。他的床铺上，连个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送他的诗里边，就有“可怜年年枕棉裤”一句。有时太寂寞了，他就和赵松在周末的晚上，到前门外的娱乐场所玩玩，每人花上一元多钱。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唉声叹气，表示后悔。后来，他有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办事员，月薪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了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中学生，和孙犁保持着同样好的关系。
孙犁正在青年，虽然生活清苦，从来不输志气。周围的环境太令他窒息了，一向重视精神生活的他，除了省出钱来买书看，也仍然要到他喜欢的艺术世界里去徜徉一番：……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①渐渐地，他产生了离开北平的想法。他的房后有一个操场，每逢晚饭之后，他就踱到那里去，一个人坐在双杠上，看着四周灰色的围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走吧，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想起在中学时，教国文的那位孙念希老师讲过济南的泉柳之美。在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不用说了，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的名句也着实诱人呢：“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去济南，他当然不想做名士，但那里确实以其泉柳之美，成为文人荟萃的一方胜地，有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再说，那里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也不知道味道怎样……他陷入了幻想。不久，他就把幻想付诸行动：向校长提出辞职。
校长没有挽留他。他家有恒产，没有后顾之忧，不必依附他人。济南虽然没有去成（姑无论缺少路费，即使到了济南，又投奔何方？），还是直起腰板，回家来了——带着他省吃俭用买下的那一柳条箱书。
风景这厢好
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
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侯是教务主任；他担任六年级级任，教五年级国文、一年级自然。侯妻和另两位女教师，在同口女子小学教书。
这时，是1936年的下半年。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怪道人们有为赞曰：“湖水渺茫芦花飞，物草丰美鲤鱼肥”。论风景，还是这厢好！
的确，在北方，像这样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少见的：人们在这里，
靠着水生活，
千百年来，
谁不说这一带是水乡南国！
在这河北省的平原，
有这样一个大水淀，
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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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的荷花，
看不到边，
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
淀的四周，
长起芦苇，
菱角的红叶，
映着朝阳的光辉。
人们用各种方法捕鱼——用竹条编成小闷笼，
用苇杆插成陷阵，
或是放着鱼鹰。
……①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孙犁那时上课，除去教科书之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做为补充教材。“五四”开纪念会的时候，他登台讲演，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对于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纪事——《善閛纪年》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①有的学生，一直过了很久，还记得他上课的情景。在天津，这几年也发现了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任水利局长，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②孙犁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征途的。当他十年之后风尘仆仆地再次回来的时候，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的那些群众，对他却不陌生：
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①孙犁在白洋淀（荷花淀是它的一部分）边上的这个村镇住了一年，乡亲们看见他曾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否也曾感到，由他们的汗水浇灌的这个“水乡南国”，也栽培出一个文学上的“荷花淀”？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我把文章中间的精辟片断，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①
关于他从上海邮购书刊的情况，应该特别提一下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书是鲁迅为纪念秋白遇害而编辑、出版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是中国，“怀霜”即怀念秋白之意。本书上卷收马、恩、列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与拾补等。据孙犁《书衣文录》有关条下记述，他当时买了这部书的上卷，“金字绒面”，装帧精美，他非常珍爱：“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②孙犁没有说错。鲁迅先生在1936年为该书写的一篇介绍短文中这样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此文初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编）第一卷第六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见于本期目录，很像是一则广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改题《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孙犁是否看了这则广告才汇钱去上海买书的。总之，偌大一个中国只印了五百的这部书，和千里之外正在农村教书的孙犁有缘了。从孙犁所说“金字绒面”来看，他买的属四百部内；他似乎并没有买下卷（下卷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及创作选集、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等）。这些，恐怕是出于经济考虑、权衡需要而做的选择吧。
同口镇上有地主、豪绅，也有军阀。“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①在孙犁的教书生活中，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和这些人不能分开的事：
“我二十岁（笔者按：应是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那种生涯，回想起来，老年人是没法承担的。一进教室，孩子们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我打的这个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我这才知道闯了祸。但在旧社会，这也不过卷铺盖走人而已，构不成别的什么罪过。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变。第二天，孩子还是来校上课了。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①
孙犁回忆这段往事，在于挖苦那些昔日舞弄棍棒的评论家，一下子从教师爷架式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专事吹捧、护短；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了孙犁教书生活的一个片断，地方军阀的气焰，毕竟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实际的威胁。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这要感谢介绍他来工作的两位同学。
黄振宗是他初中时期的同班同学，保定旧家子弟，聪明、漂亮，学校演剧，常饰女角。文章也写得不错，有时在《育德月刊》上发表。且善演说，一次张继到校讲演，刚讲完，他就上台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①孙犁在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黄振宗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他们常常见面。
侯士珍是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同口教书时，有一件事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②芦沟桥事变后，侯士珍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当了政治部主任。
显然，黄、侯两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总之，通过他们的介绍，孙犁来到白洋淀，这在客观上对他是一个推动。让我们引用自己文章中的话来做一个形容吧：
看来，在小树的嫩皮下已经贮满了生命的浆液，在僵冷的河床里已经涨满了翻腾的潮水，只等春天的一声召唤，小树就会伸直挺秀的丫杈，绽开云霞般的花朵，河水就会挟带解冻的泥土，注入呼啸着的大海。
随着抗战的爆发，春天来临了！
第四章 火热的晋察冀
大风起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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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就要亡国了吗？”堤上的农民望着茫茫河水，慨然地发着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