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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钱对阿尔伯特算不了什么。他虽然没有什么财产，但是他在母亲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即便他没有收入，也够他过上两三年的。这笔钱就放在商业银行的一个长期账户里。他本来打算过几年再动用这笔钱。这钱是为了他在学业结束后万一生活无着时用的，而不是让他去逛窑子的。母亲一定不希望这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母亲若是知道他不是同性恋者，一定会很高兴的。阿尔伯特一直觉得母亲以为他是同性恋者。她之所以把他当成同性恋，是因为他跟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女朋友。而他又为了证明自己没必要向母亲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就从来不跟她谈论自己的女朋友。
也许他应该在某个时候跟她讲讲自己的那些女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孀居的母亲住在威悉河山区的一所小房子里，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要问起他的女朋友，而他每次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他只跟她讲过卡塔琳娜，毕竟他是因为她才被赶出寄宿学校宿舍的。这以后的事他就一直守口如瓶，这就引起了母亲的怀疑，摸不准他的性倾向。这份疑心当然让母亲很忧虑，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过失。她曾经向阿尔伯特承认，他本来应该是个女孩子。她原本想要个女儿，在怀着他的时候，她相信一定会生个女儿。母亲说，在他出生之后，她一点也没有失望，儿子也同样让她高兴，就像以前期盼着女儿一样。
这当然都是遁词。她一定非常失望。如果她并不失望，就不会有那些照片了。
那是一次儿童生日会的照片，阿尔伯特穿着女孩的衣服。小男孩儿们都穿着男装，只有阿尔伯特穿着女装。很显然，在这次生日会上，母亲把他打扮成了女孩。他还梳着小辫，一定是假发。阿尔伯特是在一只鞋盒里发现这些照片的，那是母亲的遗物。他记不起那次生日会了，也记不得自己穿过女孩子的衣服。尽管阿尔伯特相信自己记得出生时的情形，却一点也想不起在某次生日会上穿过女孩衣服。
这些照片向他证实，的确有过这么一次生日会。有了这些照片，阿尔伯特也就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妈妈感到内疚，还把他当成同性恋。也许她还认为他是异性装扮癖，在柏林戴着假发、穿着裙子去歌剧院。阿尔伯特没有十分的把握，不知道她是否完全了解这些东西。但他可以肯定，她是有内疚感的，她曾经努力用各种方式的母爱来减轻这种负疚感。这就叫做补偿。她拼命想补偿被弄坏了的阿尔伯特。
对阿尔伯特来说，最实用的补偿方式就是给钱。阿尔伯特若是到威悉河山区去探望母亲，她会把车钱给他。不过他知道，那个信封里装的不光是旅费，还塞进了一笔额外的钱，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笔钱，也从没有为此向母亲道谢。一般情况下，母亲给他双倍的车钱。这样他也许就会多来看她几次。对于车钱，他也只是懒洋洋地谢一声，甚至可以说是很不情愿的。每次当母亲想把装着车钱和那笔额外的钱的信封塞给他时，他都会推辞，说什么“用不着”或者“我又不是孩子了”之类的话，然后任由那个信封躺在客厅的桌子上而不去理睬。他知道，在他走之前，妈妈总会把钱塞进他的大衣或夹克口袋的。
母亲不但给他钱，还给他买吃的，买穿的。每次在他要从威悉河山区回柏林时，母亲都会为他准备几片面包。她还经常给他买衬衫和内衣，有一次还买了一件睡衣。无论是衣服还是面包，每次阿尔伯特都不肯要，尤其是面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带到柏林去的。这面包会给他带来压力。母爱的压力。然而母亲说什么也要给他准备面包，他越是推搪，她越是坚决地催他带上。有一次，他一点也没拐弯抹角，清清楚楚地说：“我才不要什么面包哩！”母亲仿佛碰上了魔鬼，睁大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走回厨房，在桌旁坐下，吞声饮泣起来。她哭了半天，阿尔伯特坚持不下去了，跟母亲说，他愿意把面包带上。不过他不要黄油，要人造黄油，也不要夹香肠，要夹煎火腿。他们就这样和解了，母亲每次都给阿尔伯特的面包涂人造黄油，夹煎火腿。不过，到了火车上，阿尔伯特还是没有把面包吃掉，而是扔进了垃圾桶。母亲虽然遵照他的话往面包上涂了人造黄油，夹上了煎火腿，但涂得太厚，厚得让阿尔伯特直想刮下来。那还不如涂黄油呢。
尽管阿尔伯特良心上感到不安，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面包扔进垃圾箱。
他觉得扔掉面包是一种渎神的行为。他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不能丢弃面包。他在家乡上中学时，有一次，校长在楼梯间里发现了一片被扔掉的面包，大为震惊，为了这片面包，他把所有能找来的学生都找了来，发表了一通讲话，讲丢弃面包是多么不应该的行为。这是一家天主教学校，校长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他的惊愕不仅仅是由于世上还有那么多忍饥挨饿的人，和对这些人应当多么尊重，还因为面包是神圣食粮的象征，是灵魂的食物，也是生命的食物。他讲到了《旧约》中的十二片祭神面包，讲到了《新约》中面包变多的圣迹，以及耶稣的话，他站在门徒们中间，掰开面包，说出了这句影响深远的话：“这是我的身体。”
现在这身体就躺在楼梯间里，在校长的讲话之后，它没有凭空消失，也没有被扔进垃圾箱。相反，校长下令，在两个星期之内，必须把面包留在原地，以示告诫。房屋管理员和清洁女工也接到命令，不准碰这块面包。另外，美术老师还得到一个任务，跟一班学生一起用石头垒成一圈矮墙，将面包围起来，再做一块警示牌，摆在面包旁边。校长希望能起到告诫的作用，却收效甚微。虽然这个纪念墙没有被损坏，没有被推倒——很有可能被在课间休息时闯进去的几个孩子撞倒——却有个学生冒出个想法，又往里面扔了一块面包，以致其他学生也将自己的面包扔了进去，很快，楼梯问里就扔了几十块面包。面包变多了，却是恶劣的增多，最后校长只好下令将它们都清除掉，再也没说什么。
当阿尔伯特将母亲的面包扔掉时，虽然并不觉得侵犯了主的身体，但他觉得侵犯了母亲的身体，就像把母亲的身体扔进了垃圾箱一样。随着母亲的身体被扔进去的，还有母亲的爱。他本来是可以接受母亲的爱的，只是母亲的身体他却不能接受。当母亲把面包递给他时，他仿佛在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句话，那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阿尔伯特不想要母亲的身体。
他必须摆脱。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扔掉面包那一天。火车开动了，母亲还在向他招手，他扬起一只手招呼母亲，另一只手却已经悄悄将面包从挎包里摸了出来。
火车驶出站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影子了，他马上就将面包扔进了最近的垃圾箱。
可是，在快到布劳恩什维格时，他又把面包掏了出来，这并不很容易，因为火车上挤满了乘客，连过道上都站着人。他只能偷偷溜到垃圾箱旁边，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否则，人家会以为他从垃圾箱里捡别人丢弃的面包。在恰当的一刻，他把面包又捡了回去，甚至考虑了一下，他要不要吃一块，但他没有这样做。到了柏林，面包还放在他的袋里。当火车经过电视塔和会议中心时，他又把面包扔掉了，这时他并没觉得有什么愧疚。在经过撤维尼广场城铁站时，他几乎将面包忘掉了。
第八章
阿尔伯特本来打算，只能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提前动用母亲留给他的遗产。
他也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逛窑子的花费，何况他不过就去了那么一次。这件事弄得他多愁善感起来，心灰意冷得险些要给埃琳娜打电话。但是一想到那个波斯人，他就又把听筒放下了。面对那个波斯人，他是软弱无力的。逛窑子也帮不了他。
逛窑子不是他的强项，工业设备和摔跤也不是。阿尔伯特不得不想想自己能干什么了：读书，看画，尽快写关于卡拉瓦乔的论文。只是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到底写《胜利的爱神》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题目。他得再跟德尔布吕克谈一次，最好是听完戴维森的讲座就去，这讲座他是无论如何也要去听的。
第一次讲座他没赶上，但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他准时出现在第二次讲座上。讲堂里挤满了人，不都是学生，还有些听众是从城里来的，显然是对艺术感兴趣的柏林人，大多数都是上了点儿岁数的人。也许他们也是学生，因为老年教育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了，人们在结束了职业生涯后，可以再到大学里注册。从原则上讲，阿尔伯特压根儿不讨厌老年人，也绝不反对老年教育。让他厌烦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学习艺术史。他们干吗不学计算机或是生物呢？干吗不学牙医呢？他想。不过，研究电脑、植物或是动物，对年龄多少都有点要求，不行啊，只好学艺术史啦。如果不学艺术史，那就学哲学。
让阿尔伯特厌烦的还有一点，这些大龄学生在课堂上参加起讨论来一点也不瑟缩，年轻学生们总还有点羞怯，需要几个学期的时间才能积极发言，可这些老人毫无迟滞地侃侃而谈。他在哲学课上学到，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几个较长的段落，就可以让这些大龄学生闭嘴，出自盎格鲁～萨克逊地方的较新的分析哲学也很有效果。比如奥斯丁和西尔莱斯的语言行为理论就对大龄学生的羞怯问题很合适。只要上这么一堂课，讲讲言内行为、语内表现行为和言后行为的区别，就足以把一堂由大龄学生独领风骚的课变成一堂平常的课。与此相反，关于尼采的课却是没什么好处的。恩斯特·布洛赫（恩斯特… 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作家）的课也一样。布洛赫和尼采都是货真价实的能让大龄学生破除障碍的人。阿多诺（阿多诺1903 1969。德国哲学家、音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就差一些。对于阿多诺，大多数大龄学生首先表示愤怒，之后就不置可否了。可惜在美术界没有一位阿多诺。这么说吧，所有的画都是布洛赫派的，而不是阿多诺派的，抽象画也不例外，对于抽象画，大龄学生们是相当鄙薄的。马克·罗斯科或者是罗伯特·马瑟韦尔（马克… 罗斯科1903—1970，美国画家，后期作品有抽象风格。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1991，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那没有问题。行动绘画或者是大色域绘画——也一样没有问题。在观摩一幅波洛克（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以在画布上滴溅颜料作画而著名）或是罗斯科的画时，若是能宣称自己看到过原作，就更没问题了。
跟阿尔伯特一起学习的大龄学生几乎看到过所有的原作，而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只看到过印刷品或是幻灯片。就连卡拉瓦乔的画，大多数大龄学生也看到过真迹。德尔布吕克讲过一堂“卡拉瓦乔和音乐”的课，他们谈到卡拉瓦乔的《弹曼陀林者》，没有一个普通学生见过原作，当即就有一个大龄学生冒出来，说他在卡拉瓦乔的故居见过《弹曼陀林者》。这样一来，讨论自然无法顺顺当当地进行，只要某个学生发表一个观点，马上就会遭到那位大龄学生的批驳，说原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有个学生提出，放在弹曼陀林的人面前的乐谱的颜色和他衬衫的颜色是一致的，这个论断得到了课堂上大多数人的首肯，只有那位大龄学生不同意，他声称，乐谱的色调与衬衫的色调完全不同，只有亲眼看见原作才分辨得出。
遗憾的是，连德尔布吕克也从未一睹这幅画的真容。他倒是去过卡拉瓦乔的故居，可当时《弹曼陀林者》被借出去了，并未挂在原地。德尔布吕克也相信，衬衫与乐谱之间有着相通之处，他说，不仅体现在颜色上，而且是在意义上。放在弹曼陀林的人面前的音乐作品是一部牧歌，是佛兰德的作曲家雅克布·阿卡德尔特（雅克布。阿卡德尔特约1500—1568，佛兰德作曲家、歌唱家，对建立多声部牧歌音乐形式有很大贡献）所作，题目是《你们知道我爱你们》。这首牧歌禀承了田园诗的传统，而弹曼陀林的人的衬衫，那式样，那剪裁，也同样颇具古朴风味，与牧童的传统一脉相承。这样的衬衫即使不是牧童穿着，也是在牧童剧中的牧童扮演者穿着。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服那个大龄学生，他坚持说，原画上完全不是这样，弄得僵持起来，无法讨论下去，德尔布吕克只好改变话题，转而讨论曼陀林的透视效果。
这样的情形阿尔伯特亲身经历过好多次，这些大龄学生总是知道得更多，因为他们都退了休，负担得起昂贵的旅费，可以利用假期到国外去旅游。特别是几个专门研究卡拉瓦乔的大龄学生，他们在假期里好像没干别的，只是到哪怕最偏远的地方去看卡拉瓦乔的真迹。他们到过底特律、堪萨斯城和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可以这么说，再跟他们谈什么都是多余的。举个例子，谁要是到过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博物馆，亲眼看到了《狂喜中的圣弗兰西斯库斯》，那么再让他参加什么课堂讨论就不合适了，不管是其他学生还是德尔布吕克本人，面对他都没有什么说服力。德尔布吕克一方面虽然狂热地喜爱艺术评论，喜爱观摩画作，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个不爱出门旅行的人，更不要说去堪萨斯城和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了。他只喜欢在柏林及附近地方埋头研究卡拉瓦乔，但这里只有两幅画可供研究，一幅是《胜利的爱神》，另一幅是《怀疑的圣多马》。这后一幅在波茨坦，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这是因为强制汇率的关系。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到波茨坦博物馆去搞研究怕是会拖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太贵了。
再说，柏林还有一幅临摹卡拉瓦乔的作品，画的是神圣家庭与约翰在一起，估计出自卡拉瓦乔的弟子之手。另外还有三幅画，其中一幅是交际花费里德的肖像，在战争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尽管德尔布吕克一再强调，不但要研究卡拉瓦乔本人，而且必须下力气研究他的影响史，但他从来没有开过一堂课或是一次讲座，讲讲他的影响史。那是他助手的事，这位助手讲课的题目经常是“卡拉瓦乔和卡拉瓦乔的信徒”或者是“卡拉瓦乔——作品和影响”，有几堂课专门讲临摹的卡拉瓦乔画作和散佚的画作。头几个学期，阿尔伯特还去上他的课，可他发现来听课的只有五六个人，课堂气氛像是私人的聚会，那几个学生好像都特别崇拜德尔布吕克的助教，差不多算得上他的嫡传弟子。他们显然已经上过相关的课程，不但熟悉在柏林的卡拉瓦乔l 临摹品，对在柏林的藉藉无名的卡拉瓦乔信徒如数家珍，就连那几幅已经下落不明的作品，谈论起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来也是津津乐道，弄得其他来听课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插嘴。于是阿尔伯特再也不去上德尔布吕克的助教的课了，决定在毕业论文中只写柏林和波茨坦的卡拉瓦乔作品，一字不提散佚的作品和临摹之作，也决不提助教谆谆叮咛学生们要挂在心上的乌德勒支（荷兰地名）的卡拉瓦乔信徒。
戴维森是否也研究卡拉瓦乔，阿尔伯特不得而知。
有这个可能，因为戴维森的讲座题目已经公布出来了，是“西方可视文化中的裸露和裸体”。已经过了惯例的一刻钟了（德国大学惯例。听课可迟到一刻钟），还是有听众不断来到讲堂，连最后一个座位也险些被占了。戴维森可还连个影儿都不见。坐在阿尔伯特左边的，也就是紧挨着过道的，是一个金发女人，虽然不太年轻了，可还很有风韵，身穿深红色的礼服，下摆很短。这女人穿着尼龙长袜，黑色的，可也是透明的，阿尔伯特连她右腿上的夏季雀斑都看出来了。阿尔伯特一边瞟着女人大腿，一边想，典型的大使夫人。也许这女人是美国大使的夫人呢，要么就是文化参赞的夫人。直到这女人将一个公文包放在腿上，打开包拿出一张像是讲座纲要的东西，阿尔伯特才不再观察她的腿。她把纲要放在桌上，却再没理会。
阿尔伯特问这女人能不能把这份纲要给他看看。她用那双深蓝色、近于黑蓝色的媚人的眼睛看看他，说“当然可以”，微笑了一下，把那张纸递给他。阿尔伯特想，这女人不是美国人，倒听得出一点西班牙口音。金发，西班牙人，右腿上的夏季雀斑。他接过那张纸，一缕香水味随之而来，直冲进他的脑袋。他还觉得她似乎把腿挪近了他的腿。阿尔伯特感到自己的腿边热烘烘的，这热乎劲儿还扩展到了他的下身，他僵硬地将双腿的姿势保持在不至担什么风险的范围内。他既不想错过一近芳泽的机会，又不想露出哪怕一点点猴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