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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帅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等不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复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王褱）（越骑，不是越人的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象外交部长，少府象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这很象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为实际主任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这样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军，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抗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卓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氾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氾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氾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氾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氾的司令部，劝郭氾不要打李傕。郭氾大怒，认为朱儁、杨彪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撇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象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摔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官居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持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利，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雩阝）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起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氾、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氾、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维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石单）、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