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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诸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二十七 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亭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官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于发号施令，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吏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请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给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袆、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宫内的“侍中”，费袆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瑰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辏У姆玻挥宏＇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诸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史，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请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什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