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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看蟾缫蝗恕！ �
每次出去要饭高华堂都是跟在妈的后面，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个子又不大，拄着个棍子，挎着个野藤子编的篮子，棍子既可拄着走路又可以打狗。那时候有钱的人家都养狗。
有一次要饭，人家没有饭了就给舀了一碗汤喝，高华堂一喝觉得比饭还好吃，就叫妈尝了一下，问这是啥汤，妈喝了一小口说：“娃子，这是白米汤”。他问妈，我们那里有恁多地，也有恁多水咋不多种白米，都吃白米饭、喝白米汤多好！，妈说：“娃子，要吃白米饭得要先改田，有了田才能长出白米来”。高华堂说：“等我长大一定要改田，把所有的地都改成田。”妈说：“娃呀，那地不是我们的，那水也是人家地主的呀”。
高华堂就从此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获得土地，把所有地都改成田，叫穷人们都有白米饭吃都有白米汤喝。
从高华堂能记事起，他妈就显得很苍老，身体一直不好，瘦小的个子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每次出沟要饭都要从高家大院过，虽然他们同是高家的宗族，但人家是个富家，他们是个要饭的。院里住着的一户，人们都称呼他高大爷，他的真名子也没人过问过。他家里办了一个私塾学校，只有几个娃子读书。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瘦高个，穿一件黑布长衫，戴一顶黑瓜皮帽，帽顶上有一个红疙瘩，窄长脸，黑里透黄，戴副老花眼镜，看人时把头低下一点向前倾，从眼镜的上边看人。高华堂每次和他妈从那儿过，都舍不得走，总要趴到窗子上瞄几眼听一会。有一回他正趴着窗子朝里看，那位先生出来了，摸着他的头对他妈说：“这个娃子，从相上看，他将来早成器，叫他也到我这里来念书吧，将来对你们也有好处。”他妈听到这里，麻利一把拉起儿子就走，边走边叹着气说：“娃呀，不是妈不让你读书，你看我们家连饭吃的都没有，哪有钱让你读书啊。”他妈这几句话深深的刺痛了高华堂幼小的心。自那以后，每次要饭从那里过，总是拐弯过去，再也不从那个学堂门上过了，以免他妈伤心。
他渐渐的长大了，和妈一起出去要饭怕人家笑话。就每天和大哥一起上坡做活。可大哥总嫌他太小没有力，让他在地边玩，这样半做半玩的高华堂到了15岁，他觉得自己不小了，不能光靠哥哥一个人养这个家了，应该出去挣饭吃了。在家里苞谷糁搅得都很稀的，逢啥节日想吃顿好饭也只是把苞谷糁搅的稠一点就算是吃的好了。就是每年过年也只是拿苞谷到沟外换一点白米回来掺上小米做一顿干饭，这叫做两米饭，这就很不错了。吃这种饭不能吃快了，大口的吃就噎人，能叫人噎的直打嗝和掉眼泪。每回做这饭，他妈总是坐到边上打草鞋，让他哥弟俩吃。一边打着草鞋一边说：“吃慢点，莫噎着了，锅里还有。”
二、当长工
高华堂逐渐长大了，就要求在外面找个事干。每次说了大哥总疼爱的说：“你还小不能出去做活。”可高华堂总是缠着大哥说我都成人了还叫我在家里。在他多次的纠缠下大哥总算是答应了，也就是在他16岁那年，大哥就答应他去给当地的最大地主刘太锋的二儿子刘应典当伙计（就是长工）。那时当伙计有两种，一是大伙计，二是小伙计。大伙计是一年到头给地主干农活；小伙计是一年到头为地主放牛和做家务活。
刘太锋是郧县城北走45里、方园上百里最大的财主，家住大长沟口也就是翻山堰的堰头。一个大山坳里，主房座东向西，依山傍水盖了一大片房子，有前庭房，后院子，厢房，马厩，还盖有旅店和各色各样货物的大高行铺面，象一座小型的古时商行街市的样子，街道一律用青石铺面。他们是半农半商。有几百亩地租出去收租，还留一部分土地靠长工耕种。他们家商行的各种货物齐全，不亚于县城的商行。每年一到腊月那里更是热闹非凡，周围上百里的人家都到那儿卖山货，买年货。有挑脚的、吆骡的、背背篓的和背包袱的远客，他们还开店铺供远客住宿。要不然，那方园几十里的儿童斗口时，都会说“你算啥子！我还去过刘太锋家的呢？你去过没有？”可见当时刘太锋商行的繁华了。
刘应典家请了高华堂在内的三个大伙计一个小伙计（放牛的）。那两个大伙计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都是老实巴交的，高华堂虽小但他勤快，讨得那两位欢喜。坡上的活是他们的，高华堂只打杂和挖那犁不到的地边，但挑粪一类的活就和他们一样干。
去时讲定的，一年的工钱是二斗苞谷。一天三顿吃的都是苞谷糁，农忙时搅的稠点，农闲时就搅的稀一些。有时放点绿豆或小豆，但都还能吃饱。高华堂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他想他都是一个大小伙子了，老是象这样的给人家干活，总不是个长事。要么得做个啥生意，要么就出门去学个手艺，都比给人家当长工强。做生意赚钱快，可没有一文钱，古来的人们都称“生意无钱、客无本”。他只有一身的力气哪有一文钱？只有学个手艺，手艺学成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我挣了钱也能叫我妈吃上饱饭，还能买米做干饭吃，喝上米汤。他想我今年就算了，明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的再干了，但他只是想，也没给谁说。过小年的前一天，刘家给他们几个大伙计每人量二斗苞谷，回去过年，吩咐正月节（正月十五、十六）一过都按时再来。
高华堂把二斗苞谷背回去给他妈说：“妈，这可稠稠的搅几顿苞谷糁吃。”那时的穷人家，锅里不放上野菜吃苞谷糁饭就算是过年了。
虽然刘应典的家离他们家只有几里路，但他一年未回来，到家了这才知道大哥今年已接了媳妇，因为两家都穷，就没有接客吃酒，边在外打长工的高华堂也没告诉。大嫂模样长的不错，还怪勤快的，晚上一吃了饭，她就给大哥端洗脚水，然后就到厨房里帮妈洗刷。就乘这个时候跟大哥说：“大哥，我明年不去刘家干活了。”大哥一听，正在洗脚的手都不动了，盯着他好半天才说：“咋弄的，有谁欺负你了？干的好好的人家又没欠你的工钱，一年二斗苞谷你都背回来了，还有个啥说的。”高华堂说：“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都是大人了，老是帮人家不是个事。你给我找个师傅，我明年出去学个手艺，三年手艺出师了，我以后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帮人家一辈子有啥用，学个木匠铁匠都行。”大哥听了，想了一会也觉着这话说的有理。就甩掉两只手上的洗脚水说：“这倒也是个正理，行！三叔就是个木匠，我抽空和他说一下看他行不行。”第二年的正月初三，大哥去给三叔拜年，就便跟三叔说了高华堂想跟他学木匠的事，三叔一听一口答应说：“自己的侄儿子我哪有不带的，过了正月节叫他来就是了。”
三、学木匠
木匠三叔高文计，家住沟外高家大院，离高华堂家也不很远，要饭也经常从他们门口过。
那时学手艺规矩也很多，首先是要置一桌酒席，请师傅到场，再找一位师爷到家，写个字约：师傅包徒弟三年出师，徒弟出师时（就是离开师傅单独做活），给师傅办个四色礼的篮子谢师，师傅要给徒弟一整套工具，因徒弟在当学徒这三年，除了过年之外是不准回家的，吃住都在师傅家，外边有活就和师傅一起出门，若外边没活，就在师傅家里给师傅做庄稼；或在家里挑水，喂猪打柴，挑粪，啥活都干，一早一晚还要给师傅倒洗脚和洗脸水，早晨还要给师傅倒夜壶，要是徒弟多了，还抢着做，都巴望师傅早点把自己教出师。
三叔的木匠手艺在当地还是吃得开的，不管是盖房子划起架，做嫁妆或是桌椅、家具，都做的很好。做木匠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半年是做棺材和盖房子的多，下半年做嫁娶的家具多。麦秋两季的收种时间手艺活都少，徒弟们都在师傅家收割安种，高华堂在三叔家已学了一年多了，那天正是冬月里，正是做木活的时季，正在给常文理家做活，保长高文英跑过来看见，就一把拉住高华堂说：“好小子，你兄弟俩按规定三丁抽二两丁抽一，你躲到这里做活，不去当兵我到那儿去找当兵的？”，不由分说用绳子一拴当天就送到了乡长李洪保的家里。当时乡公所设在洞耳河，也就是乡长李洪保的老家那里，李乡长当时也是出了名的地主绅士，还兼国民党的县参议。那时正在盖乡公所，工头是全乡远近出了名的老师傅叫杨明海，和李乡长交际甚厚，杨师傅带了十几个徒弟在那儿盖乡公所，高保长把高华堂送去时乡长正在和杨师傅说话。保长跟乡长插说了几句，也是交了差，又送了一个兵就是了。杨木匠就问高华堂“这娃子多大了？”高华堂说“不到十八岁。”又问他：“咋把你拉来的？”高华堂答：“正在跟我师傅一起做木活，他把我拉来了，现在连我妈都不知道”。杨木匠点点头对李乡长说：“看起来这娃子怪机灵的，也学过木匠，我这里正缺人，不如就叫他给我当徒弟留在这儿做活算了。”李乡长想了一会说：“行，就叫他在这里干活算了。”这时杨师傅拍了拍高华堂的肩膀指了指工地说：“你先到那儿去干活，就算我的徒弟了。”高华堂这时含着眼泪快快的去工地上了。
师傅杨明海四十多岁，细高个瘦长脸，黑里带黄，浓浓的眉毛，一双眼睛细长有神，怎么看总是带着慈祥样。穿着青布对襟褂子，黑裤子还打着撩脚（就是把裤腿一角塞在袜子里）。穿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一杆四、五尺长的旱烟袋很少离嘴，从外表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练的社交场上人。因为他和乡长处的很好，他带了十几个年青的徒弟，没人敢拉他的壮丁，实际上杨师傅既是他们的木匠师傅，又是他们躲避壮丁的保护伞。给他当徒弟有个安全感，都愿意给他当徒弟，干起活来也特别下力。
高华堂因为在他三叔那里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活，来这里干了不久就会画架。就是师傅画的架别人看不懂，他一看就懂，象个大师兄，还教一教别的师兄。有时杨师傅不在场就由他安排师兄弟咋做，杨师傅也早晚在徒弟们面前夸他聪明、勤快、将来有出息。干了一年多也就正式称杨师傅为师傅了，因为在这一年多中有一次杨明海专门把高华堂领到他三叔高文计的家，并对他三叔说：“高华堂是你的徒弟，现在我那儿做活是为了躲壮丁，徒弟还是你的徒弟，我给你领来了。”可他三叔麻利说杨师傅：“看你说到那去了，你比我面子大，手艺又比我好，华堂是我侄儿子，你能照顾照顾，就是给我们面子了，我都承情不过，你还说他是我的徒弟，我这就拜托你了。”一边说着还双手一抱拱了拱手。
四、结婚
高华堂家在小西沟，一出沟就是车货垭子，（因垭子的里边住的大财主刘太峰，刘家开着大商号，所以这里叫车货垭子）。垭子住着一个铁匠师傅叫陈安有，这陈师傅虽是铁匠，但主要是做一些菜刀和门扣吊类的小活，炉子小做不了大活，但生意也还不错，做铁匠活比木匠挣钱，不是古来人们有句俗话说：“铁匠炉上冒股烟，胜过木匠砍几天。”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陈铁匠和杨明海师傅在一起喝酒，杨师傅谈起了高华堂是他的徒弟，他怎样聪明和勤快，说话无意可听话的确有意，陈铁匠四十多岁了只一个独生女儿，就有意招高华堂为上门的女婿。两个师傅在一起商量，由杨明海一说就成，当年冬的就把高华堂招到陈家为上门女婿。这年是1946年的冬天，因两家都是穷人也没铺张什么，就那么简单的招婿成亲了。结婚后，他已是一个出了师的木匠，嫌老丈人家的炉子太小了，就自己做了一个大风箱，买了大钻子，帮着丈人做大活。高华堂虽然是跟丈人学铁匠，但在木活上也不是外行，也当老丈人半个家，所以来请他们做活的有钱的给，没钱的就不要或少要，有时说先赊那儿，其实也是不要了。
高华堂是木匠，给谁家修理和维修犁耙农具他总是主动找着帮忙，不收人家的钱；岳父陈安有也是个穷人，对女婿给邻居帮忙做活不收钱也从不计较。
这年的秋天高华堂的大儿子出生了，一家子喜的都合不拢嘴，陈安有老两口喜出望外。
也就在这年的腊月间八路军来了，也就是解放了。第二年的正月，八路军就安排工作队到了，工作队指导员刘超到了响耳河堡，他是河北人，解放部队留下的，大家叫他刘指导员。
五、工作队的生活
八路军来了，保长高文英每天躲到家里不敢出门，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初春，还没有过正月节突然来了一位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人，年龄不足三十岁，背着背包，来到了这个堡；他先来到大长沟，见路边有两间低矮的乱草房，就到了这家门前，看没有锁就问：“有人在家吗？”黄国瑞从屋里出来，一看他这身打扮说：“家里穷，也脏，也不敢请你进去，你有啥事说吧！”来人说：“老乡，我是八路军部队上来的，来你们这个堡是搞土改的，就是来为穷人说话办事的，你贵姓？”黄国瑞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还贵呢，免贵姓黄。”那人说：“我就来为穷人办事的，你们这里的穷人多不？”“那可不少！”黄应了一句，一边把来人朝屋里让，说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吨菜糊糊，又叫屋里人（妻子）把锅里多搅半瓢葆谷糁，少着一点红薯叶酸菜。饭端上，他们就着水缸盖，边吃边谈。刘指导员又寻问了这里的最穷的户，问他的住地离这里远不远。黄国端说：“这沟里户不多，人家大部分都在沟外，吃完饭我们一起出沟外，先找几户穷得很的户，找避静的地方先和他们谈谈”。当天下午又分头下去发动穷苦农民，要大家今晚上吃了晚饭后都到后山坳的去开会。这天晚上刘指导员在高华堂家吃饭，吃了晚饭就和高华堂一起到那约定山坳里等开会的，没等多长时间相约的十一人全到齐了。黄国端见人已到了，就先发话了，说：这位军人，是八路军部队的指导员，他来我们这里工作，现在有刘指导员给我们讲话。
刘指导员轻咳了一下就说：“我姓刘，叫刘超，是解放郧县后大部队开走时留下来的，我们这次留下来不少，在部队是指导员，搞政工的干部都派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所谓土改就是说耕者有田，人人都要分到土地，土地从那里来，就是没收地主和大财主的，包括没收他剥削人民得来的全部财产，没收来了根据穷人家的人口多少平均分给大家。由谁来没收，就是靠我们当地广大的穷苦农民没收。我们今天来了十一位，这十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村的第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说到这，他解释一下说，我们县统一规定原来的保就改为村，我们这次土改就是以村为单位进行。今天把会开了都下去抓紧时间发动，发动起来了还要成立农会，农会就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农会成立以后，一切权力就归农会。这个村里哪些户的土地和财产应该没收，没收以后应该怎样分配，这些权力都由农会来决定，所以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把农会成立起来，要发动广大穷苦人民一起来选农会主席，副主席，但一定要给群众讲清要选的人一定是穷苦的苦大仇深的，敢为广大穷苦人民办事，办公道事，大公无私才行。农会成立了就要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这些地主老财决不会自动的把土地和财产交出来，这就要我们农会把大多数的群众都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了，就要把他们孤立起来；我们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他们也组织起来和我们斗，我们分了他们的田地财产，我们穷人翻身了，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翻身的胜利果实，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的，那就在成立农会的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翻身队，翻身队员就要挑选贫苦农民中积极的青壮年参加，翻身队成立，队员们要佩枪”。“枪现在在那里？”说到这里高华堂小声插了一句。刘指导员接着说：“枪有的是，解放军开拨时给留了一批枪械弹药，翻身队成立，成员选准了，我写个条子到城里去挑。”说到这里他又说：“我就说到这，下面大家议一议看。”接下来黄国瑞说：“没事了我们就走。”说着伸手去拿刘指导员的被包，说：“刘指导员说我们都是穷人，你也不嫌我家穷，还是上我们家去歇。”高华堂也伸手去拿被包说：“进你那沟里还有几里路，我们就在这住，去我们家歇。”“行！去高华堂家歇。”刘指导员接口说。说完人们都各自散了，刘指导员就和高华堂一起去了。因高华堂是个木匠，找两块支床的板子还是不难的，两个人一起动手在堂屋里支了个简易床。刘超和他坐在木板床上，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