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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痛骂其弟，维毗沙那逃走，过海投奔罗摩；他建议罗摩向海神求援。海神派人造桥，罗摩和猴王大军渡海，同魔王军队展开激战。最后，罗什曼那杀死魔王武艺高强的儿子因陀罗吉，激起魔王的愤怒，他亲自上阵，被罗摩斩首。罗刹全军彻她托了出来，证明了她是纯洁的。夫妻团圆，十四年流放期满，罗摩乘云车回国复位，并立婆罗多为王位继承人。
若干年以后，罗摩听到民间流传说悉多曾在魔王宫中居住，算不得贞女。为了不违民意，罗摩忍痛派罗什曼把怀孕的悉多送走，遗弃在恒河岸边。悉多孤身一人，痛哭不已，被林中居民的小孩带到蚁垤仙人处，她在蚁垤的净修林中生了两个儿子。蚁垤教这两个孩子朗诵《罗摩衍那》。在罗摩举行马祠时，蚁垤还着两个孩子到罗摩宫中吟唱《罗摩衍那》。罗摩听后，终于发现：这就是自己的两个儿子。蚁垤又领来悉多，并证明她是贞洁的，但是，罗摩说：“要想法让人民相信”。悉多求救于地母，大地顿进裂开，她一跃投入地母的怀抱。最后大梵王预言：罗摩全家将在天上团园。于是罗摩兄弟成神升天，由罗摩的两个儿子继承王位，罗摩又变成了毗湿奴。
在史诗的每篇中，几乎都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是一场震天动地，人神俱惊的大决战，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勇敢和卓越的武艺。史诗表达了中外读者一致的愿望：恶人受惩，正义得伸。罗摩总起来说是被迫害者，罗波那则无疑是恶人，罗刹一方挑起事端，欺压善良，人神共愤，所以罗摩要惩罚他。虽然战争给百姓造成灾难，人民希望和平，但战争与和平的统一，是不能够委屈求全的，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兵法上说得好：“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罗摩衍那》史诗刻画了十多个栩栩如生、唤之即出的人物。罗摩的作品歌颂的主要对象，是古代印度人民理想的英雄形象，几乎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他克己待人，宽恕忍让，不争王位，抛开财产，流放他乡，他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战胜敌人的勇气，而且智谋出众，武力过人，特别令人喜爱的是，他的勇武都用在正义事业上，扶持弱小，保护人民，斩除群魔，为天地间消灾。史诗对罗摩的描写，是一曲不畏艰险，战胜苦难，抗击强暴的英雄颂歌，也是一篇人民群众渴望安定，向往幸福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颂歌。
悉多这一妇女形象，也是生动感人的。她虽然在宫廷长大，但毫不娇气；她忠实于自己丈夫，有着忠贞的爱情；她勇于迎接困难的考验，敢于抗击邪恶势力，狂风巨浪动摇不了她的坚强意志，千辛万苦磨灭不了她的斗争决心。这，就是悉多的鲜明的性格特征。罗什曼那、婆罗多也都是可爱的、维护正义的英雄形象。罗波那则是古今人民厌弃的反面形象，他做为一国之主，自私、专横、暴虐、强取豪夺、欺凌弱小，致使国家政治昏暗，在战争中失败是必然的。罗波那的胞弟则和他不一致，不仅不愿为他死，还叛他而投奔敌方，是有其代表性的人物。史诗描写人物时，情味浓郁，在多种情味中，以悲悯之情最重，如描写罗摩妻子被劫后，悲伤之感尤为突出。另一个特点是夸张的描写，还有重复的叙述或描写，因为史诗是唱给人听的，重复能加深印象。
法兰西民族战争的悲壮画卷
——一个英雄惨败于阴谋的故事
法兰西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是中世纪英雄史诗中最著名的一篇，它是法兰西英雄史诗《武功歌》的代表作，产生于十一世纪末。全诗共291节、4002行，每行十音缀，不押脚韵，用当时的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从史诗的文字看，作者可能是法兰西的不列坦尼人，后来经过诺尔曼的文人加工；史诗最后一行“屠若德述说的故事就到此为止”，有的学者认为屠若德即原作者，或者加工整理者。因为这史诗本是民间创作，它集结和凝聚着法兰西民族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在中世纪，法国的《武功歌》很多，它们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基础上逐步充实的，最后由封建统治阶级和教会加工而成的，民间的口头传诵者是鬻歌诗人 （行吟诗人），他们弹着简单的乐器，在集市、教堂、修道院附近或封建郡主的邸宅中弦歌吟唱以谋生。歌唱的内容大多是封建王朝的历史人物的武功业绩和民间传说。他们不识字，只凭记忆到处演唱。到了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才逐渐用文字记录下来。十二、十三世纪是法国英雄史诗《武功歌》的繁荣时期，它按题材的不同分为三个系：帝王系、吉约姆·德·奥日朗系和敦·德·梅央斯系。帝王系描写查理大帝的武功和事迹，故又称查理大帝系。《罗兰之歌》是该系中最杰出的作品。其情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序曲，写甘尼仑的投敌叛国，出卖罗兰；二、全诗的高潮，写罗兰在查理大帝凯旋归国途中率领两万骑兵断后，在隆世福山谷遇到敌人伏击，全军覆灭，自己壮烈牺牲；三、尾声，写对叛徒甘尼仑的审判和惩罚。史诗描写法兰西皇帝查理出征西班牙，征讨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马西理王无能挡敌，向查理大帝求降。查理接受外甥罗兰的建议，让罗兰的继父甘尼仑前去谈判。甘尼仑认为继子不存好心，扬言如果活着回来一定要使罗兰遭到灭亡。在谈判时，他果然与敌人狼狈为奸，定下毒计。罗兰的回国部队遭到10万阿拉伯兵的伏击，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查理闻讯赶到时，为时已晚，他率领部队为罗兰报仇，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搏斗，直至把他们全都消灭，最后将卖国贼甘尼仑处死，使他得到了应有的征罚。
《罗兰之歌》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非全部史实，具有很大传说成分。据史书所载：778年，查理大帝远征西班牙，回国时后卫部队受到法兰克部落巴斯克人袭击，全部被杀，战死的将军中有个叫罗兰的人。史诗根据主题的需要，在时间、情节、人物方面改变、创造、虚构存于一体。诗篇的中心人物查理大帝第一次远征西班牙，时间是在777—778年，年纪才38岁。查理一生也只活了 72岁（742—814），而诗中却写他鬓发皆白，已活了 200多岁。罗兰及其部队改为死于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罗兰及其战友成为忠君爱国的英雄；甘尼化则是虚构的人物。
《罗兰之歌》的意义在于通过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反映了人民要求四分五裂的法国归于统一，建立封建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国家的理想和愿望，表现出“可爱的法兰西”的思想。诗中的查理大帝是理想的君主形象，而罗兰则是抵抗外族，忠君爱国的英雄。在诗人看来，查理就是国家的体现，罗兰对查理大帝无限忠诚，为了保卫疆土，他浴血奋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办兰之歌》强烈地表现了忠君爱国的思想，诗中洋溢着始终不懈的战斗精神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英雄人物对敌人的深刻仇恨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却是使后世读者深感振奋的。
法兰西将士忠于查理大帝，热爱法兰西，反映了人民保卫自己国土的愿望；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曾进攻法兰西，被查理大帝击退。查理、罗兰、奥利维等的奋斗，进军西班牙，是为保卫祖国伸张正义；同时也为了基督教的利益，阿拉伯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法军将士作战有功受到奖赏，是宗教的奖赏，死后被上帝召到天堂。在欧洲封建时期，基督教盛行，史诗难免被打上封建宗教观念的烙印。
《罗兰之歌》的描写简单确切，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罗兰是作品中最动人的英雄形象。马西理王遣使求降，罗兰反对受降，他知道马西理是反复无常之辈，他要求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全部消灭敌人。查理派他作后卫部队时，要将一半人马留给他，他谢绝。为保全皇帝的安全，自己只要20000人，并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无忧无患”。当受到人数五倍于他的敌人突袭时，他临危不惧，蔑视敌人。他刚强英勇且自信，拒绝吹号角求援军。这可以说是骑士风格。但也有性格上的缺陷。罗兰英勇有余而明智不足，兵法说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为主帅者，缺乏冷静，不察敌我双方力量上的对比，不能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过分自信，一意孤行，勇敢变成愚蠢。史诗描写他在战争中等到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决定吹号角、求援军。当查理大帝闻声赶到时，但为时已晚，奥利维战死，罗兰也因吹号角时用力过猛，血管震破，两颧欲裂，脑髓从两耳向外流出，他把宝剑和号角枕在头下，面向西班牙而亡。史诗作者所以这样描写，并不是为了表现罗兰的缺陷，相反，是要通过这种描绘突出他勇敢和疾恶如仇的立场；用这样的描写以夸大他作战的勇猛、超凡和实在，这样描写也鲜明地衬托出叛徒甘尼仑的罪大恶极。史诗用同样夸大的手法描写了对叛徒的惩罚。依照法兰西人的审判，先将为甘尼仑辩护的30个亲属吊死，然后给甘尼仑最严厉的惩罚——四马分尸。诗篇以天使托梦查理，告知上帝要他到别处去同异教徒作战结束，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罗兰之歌》情节集中，只写了一件事。史诗常用重叠法，如奥利维三次建议罗兰吹号，罗兰三次拒绝；又善用对比手法，罗兰忠心耿耿，为国捐躯；甘尼仑背信弃义，出卖义子和国家。在艺术表现上使用的重叠和对比，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罗兰和奥利维等英雄的对事业的忠诚追求，始终不懈的战斗精神，对同伴的深厚友情，读后使人终生难忘，罗兰形象将永远是激励将士英勇战斗的榜样……
歌颂人民力量的辉煌诗篇
——简论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写于1863—1869年间，全书分成十七个章节，一百三十九万余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是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它对俄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欧洲作家称它“是一部空前的最伟大的小说”。作品突出一个中心——歌颂人民的力量。
列夫·托尔斯泰在表现人民的力量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有意识地把俄国历史上的两个时代共同存在的问题衔接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俄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贵族革命时期，和俄国革命运动的第二个时期——革命民主主义时期衔接起来，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艺术创造，放到十九世纪头二十年中去展示、探讨和解答。作家着眼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历史作用，安排了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一条是由沙皇俄国政府和法国拿破仑政府之间和矛盾组成的。这条线索发展的高峰是波罗狄诺战役俄国军队和人民群众在这里击溃了拿破仑的几十万大军，取行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条则是由沙皇专制政府为一方，和俄国上层社会进步力量以及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构成的线索，它主要表现代表俄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等人以及广大群众，后来发展为有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斗争。托尔斯泰就是通过这两条线索的两种矛盾展现了他赞颂人民力量这个主题。
小说描写了1805—1807年和1812年两次战争，肯定了1812年人民保卫祖国、反对拿破仑战争的正义性，在这场战争中，从爱国军事家、俄国统帅库图佐夫到普通士兵，从敌后游击队到全体居民，无不为保卫祖国而战。在法军侵入莫斯科以前，全体居民扔掉自己财产，从莫斯科一涌而出，用这个行动表明他们深厚的民族感情。当法军侵入俄国领土之后，全民投入战斗，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终于打败了威震全欧的法军，建立了丰功伟绩。
托尔斯赞颂人民的力量，也就自然地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敏感的农民问题给予了回答。他表明：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翻天覆地的力量。小说把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两个影响欧洲一代历史的中心人物形象作了鲜明对比。一贯以常胜将军自居的拿破仑，狂妄自大，想以自己的声望和实力征服俄国人民，结果失败。库图佐夫朴素平凡，尊重士兵、热爱人民，经常在漫漫的长夜中考虑作战计划，在胜利的保罗既诺战役中打败了为世界公认的天才统帅拿破仑，显示了他的将帅才能。小说主题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贵族优秀青年安德烈、彼尔、尼考拉探索贵族阶级的命运，寻找俄国出路来表现的。他们的共同特点，一是他们对现存制度都抱批判否定态度，并且随着他们思想性格的发展，这种批判、揭露就愈加尖锐和深刻；二是他们都不看重自己的贵族地位，不安于自己豪华富有的生活，认真探索人生的目的意义，把解决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前途作为自己探索的最终目的，这是他们最可贵的地方。
小说塑造了559个人物形象，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作家突出了库图佐夫的坚强和智慧，他不但懂得战争的规律，而且深知专制政体的腐败无能。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他既要忍受沙皇及其宠臣们各式各样的愚蠢策划和指令，又必须尽可能地更动这些错误指令，或者至少把它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托尔斯泰把这个俄国历史名将和沙皇及其宠臣们的矛盾，将他的得意和失意时的心理状态刻划得维妙维肖。作家在老保尔康斯基身上着重刻划了老一代军事将领的忠贞和气节，对罗斯托夫伯爵则更多地显示了他作为庄园贵族代表的淳朴和善良的一面，而库拉根家族是作为腐化堕落的京城贵族代表来刻划和加以鞭挞的。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从总体上看，都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推进中展示其性格特点的，并用对比的手法使正反面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库图佐夫伟大，拿破仑渺小；庄园贵族忠实，宫廷贵族伪善；普通官兵英勇，贵族官兵卑怯……通过人物言行举止，心理活动的刻画，进一步突出歌颂人民力量这个主题。
小说把大规模的战争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多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突破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作品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形象鲜明，同时具有很浓的民族风格，气势磅礴地展现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成功的探索。托尔斯泰以他宏伟的巨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尽力写人民的历史”。作品中颂扬人民力量的主题，既包括对俄罗斯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讴歌，也包括对上层贵族青年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肯定，还包括对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农奴制度精神的赞扬。这一切都揭示一个真理。那就是无论“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和平”，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这不仅是《战争与和平》反映的历史真实，也是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最有力量的方面。
小说的不足之处：虽然描写了爱国农民保卫自己乡土的英雄主义，但没有展开反对农奴制度的主题；虽然揭露批判了宫廷贵族，但没有否定庄园贵族；他批判贵族，反对侵略战争，宣传爱国的民族精神，同时又主张“勿以暴力抗恶”，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以此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小说中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在大学期间受过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抵抗外来侵略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曾两游西欧，结果对资本主义失望而归。托尔斯泰是复杂的，仍然是伟大的，《战争与和平》无愧是歌颂人民力量的辉煌史诗。
铁的人物与血的战斗
——浅议绥拉菲摩维支和他的 《铁流》
绥拉菲摩维支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铁流》，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三部史诗之一。鲁迅先生十分喜爱这部小说，称它是“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鲜艳的铁一般的新花”，赞扬它表现了“铁的人物与血的战斗”。
绥拉菲摩维支于1863年1月7日出生在旧俄顿河军管区的尼日尼·库尔马雅尔镇。十一岁在乌斯契梅德维季茨基镇中学念书。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庭开始陷入“极度的经常的贫困”之中。在上三年级时，绥拉菲摩维支就不得不跑来跑去为赚半个戈比的钱，去当家庭教师以贴补家用。1883年中学毕业后，绥拉菲摩维支进了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在这里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参加了革命小组，结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并开始阅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887年，民意党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