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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两大之间难为小
在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膝、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在《论语》及《孟子》书中，都有所论及。所以国虽小，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却也有名起来。《论语·宪问》篇中记载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就是这个滕国。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
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路过滕国。滕国是一个小国，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我这个小国，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
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复滕文公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也没办法。有办法也不能讲，碍难启齿。”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当然非常失望，脸色就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又过意不去，于是对他说：在不得已之下，那么只有一条路比较好。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团结起来。然后，加强你的国防设施，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和全国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卫自己的疆土，虽然战死，也不离开本位，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先有这样的准备，还可以有所作为。
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答复“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基本原则，只有自强自立的一条路。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不自强，不自立，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在两大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个人事、国家事、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强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介于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除了自立自强以外，绝无其他妥协的良策。况且愈妥协，将愈增加困难。因此孟子便指出，宁可亡国，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作为答复。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四：“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可是出现强邻的齐国，要在薛国建筑城池，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薛国也是我的邻近小国，有同病相怜，唇亡齿寒的威胁。看这种国际趋势，下一步很可能要轮到我头上了。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弹挟而歌的冯讠爰，强作主张，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取租债，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以收买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最光荣的一代——太王的史实。他说，从前太王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难以自处，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并不是因为歧山比分阝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分阝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凌，没有办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后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经商，或任何行业，都应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励为善，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后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人尊重。
孟子这理论非常对，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若想自立自强，的确是很难的。我们看宋初的局面，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椒，本来和赵匡胤、李后主一样，也是独立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势，自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号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诚拥护，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到宋太宗时，自己取消了国号。他认为这样做，则自己后代的子孙，不失为诸侯，永远是方面大员。否则的话，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未必可胜得过宋朝。战败了，不只是自己难保，就是子孙也难保。其实他这样做，还是在等候时机，要想办法再起来，希望自己留有最后一点小本钱，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
至于同时代的南唐李后主就不同了，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经向赵匡胤上表称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诗词做得太好了，下不了决心，如果下得了决心，真正能够有所作为，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即使打败了，也是光荣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觉得没面子，最后当了俘虏，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那又有什么用？赵匡胤批评他说，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所以要嘛，就强为善；不能强为善，就保子孙，留元气，以待后来。
国家大势如此，个人事业也如此。站得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还老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那里，其实并没有站着，这样就很可怜了。总之，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的。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邪，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邪，逾梁山，邑于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人贵自立
在《孟子》书中，这一段和上一段，怎样看，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只是一个详细，一个简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但无法考证清楚。
胜文公又问，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最后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还是告诉他说，从前周太工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货和币帛去贿赂，可是没有用。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仍旧没有收到效果。最后拿珍珠和宝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这等于后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怜。）在这种情形之下，太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迁都另作他图，离开分阝这个地方。行前召集分阝地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君子仁人，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来作害人之用。现在外族人来侵略我们，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送给他们好多财物，可是他们的侵略，始终没有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不罢休。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地，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那等于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应该的。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为了不牵累你们，我将离开这里，你们多加保重了。
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一个好的领导君主，也是那么可怜的。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其实，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后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时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经常被人欺负，也是非常的可怜。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没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
接着孟子又说，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后，就带了家人，翻过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分阝的老百姓们都说，太王是一个好领袖，我们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于是大家也放弃了在分阝的土地，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开辟新的天地。这样跟来的人很多，一股新兴的力量，像市集一样涌进歧山之下，巩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说，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所谓的“世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放弃祖宗的基业。那么你就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要轻言放弃，只有死守了。
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时代，辽、金互相消长的时期，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不可放弃河北，而有：“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张，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后，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你在这两者之间，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
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我们由此可了解，一个小国处于大国之间的艰苦。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那些小国之间，就有许多困难存在。现在世界上，不论欧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国，所遭遇到的困难，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所处的环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
其次，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自己不能矛盾，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当环境不能改变时，就要自己站起来，坚强起来，宁死而不向困难环境屈服。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金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来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王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通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去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
这是孟子晚年，回到邹鲁，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近臣（弄臣），当然不是什么大臣，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在某些事情上，会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后世得宠的宦官，就是这一型的人物——这个人叫臧仓。有一天，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宫了。这时，他问鲁平公说，你以前出去，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可是现在，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又不敢来问，所以我来请示一下，你要去什么地方？
鲁平公说，我要去看看孟子。臧仓一听，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他对鲁平公说，你为什么要去看他？你尊为一国之君，为什么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你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为人处世，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换言之，一个贤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礼义的。像孟子，父亲早死。后来母亲去世，他办理母亲的丧礼，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对于自己的父母，办丧礼时，前后都有厚薄的差别，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这种人，你还去看他吗？鲁平公说，那我就不去了。
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点点小事，轻轻地一拨，情势就转变了，这就叫做“谗言”。每个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点，最喜欢听信谗言和小话。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话听多了，厌烦了。谗言小语乘虚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其实，何止为君，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处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不易的名言。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鲁平公有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在商谈国际问题时，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当时随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问鲁平公，你为什么不去看孟子。鲁平公因宠信臧仓，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答复乐正子时，就只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这样的人，道德修养不够，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乐正子说，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大概听人说，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亲的丧礼吧！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行的是鱼、豚、鸡的三鼎祭礼。而后来他母亲死了，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鸡、鱼、肤的五鼎祭礼。（在抗战以前，大陆上行祭礼，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三牲是家禽（鸡）、鲜鳞（鱼）、豚肥（猪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鸭）和肤（兔）为五牲祭。）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环境、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
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于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寿衣的质料不一样。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乐正子说，至于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时候，收入少，买不起价钱高的。后来当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价钱，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关于礼制方面，则没有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可是几千年来，社会上人情世态，都是这个样子，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中国的古谚，所谓“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们，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是非的，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也许心想，你身为一国的国君，又不是棺材店、殡仪馆的老板，注意别人买棺材、寿衣的事干嘛？分明没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无法说下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就不再说了。
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当然，带有几分牢骚地说，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鲁平公听了，原本要来看你，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奸臣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放了一包烂药，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他来看我，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他如果不来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他的来不来看我，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那是天命。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说了我的坏话，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
照文字来看，我们这一段，可用上面解释。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这句话，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可作两面解释。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他为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