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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个普通犯罪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因调查机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银行账户、住所、电话记录和行动自由）而提出抗议。然而，有一类特殊的犯罪（如高层腐败、黑社会和洗钱）却总是因为所谓的主权问题而得到“银行天堂”的庇护，司法机关也因此而无法行使自己最基本的权力。遗憾的是，没有人从上述事实中吸取教训。
当滞留于安格鲁—诺曼底群岛的资产总量达到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时（见1998年11月21日的《世界报》。），社会契约就被打破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得不到任何保障。更糟糕的是，法制国家赋予个人的受保护权正在成为高层腐败逍遥法外的又一张王牌。
又一出荒诞的闹剧。
《历史》杂志曾不无嘲讽地指出：“欧洲两所最大法院之一的欧洲法院居然在……卢森堡！”在就竞争案件进行裁决时，该法院考虑得越来越多的是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基本人权（见《卢森堡专题讨论会》、《欧洲议会的书面问题》第373期里洛尔。基尔吉勒的文章以及国际人权协会联盟的公报。）。然而，在离法院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大公国的金融街，这里坐落着320家金融机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结算公司Clearstream。该公司是不法贸易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每年要为高达50万亿欧元的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之外，它还掌握着全球150个国家——其中有41个是“避税天堂”——的公司开设的1。6万个账户的有关信息（2001年5月15日，Clearstream公司因为涉嫌“金融诈骗、造假、做假账、包庇金融犯罪及洗钱”而受到起诉。但在2001年7月9日发布一份公报中，法官卡洛斯。策恩却排除了该公司存在“系统性欺诈的可能”。）……就这样，欧洲法院恬不知耻地与1。2万家在大公国注册的虚假企业共生共息着，更要命的是，在这个经济犯罪的避风港里，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居然是同一个人（见财经新闻社1998年9月16日的报道和法新社1997年4月18日的报道：由于缺少人手，卢森堡每六十年才有可能对设在该国的股份公司进行一遍核实。）。命运正在无情地嘲弄着我们。
第六部分第56节 奇怪的司法（5）
新的罪犯每遇到大的经济案件时，所有的欧洲法官都会遭遇到辩护律师团的死缠烂打——这些律师对那些拜占庭色彩越老越浓的琐碎诉讼程序了如指掌。然而，一旦可疑的资金流超越了国界，他们马上就开始装傻了。
在西班牙国民卫队案中，瑞士数家法庭共接到了93起旨在阻止司法信息传到马德里的上诉（见贝尔纳。贝尔托萨2002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讲座。）……在十五年的日内瓦首席检察官生涯中，贝尔纳。贝尔托萨将一半时间都用在了处理这些上诉和拖延性诉讼上。
在埃尔夫案中，预审法庭共接到了二十多起上诉，而那些最后提出的无效要求也是在18个月之后才得到裁决的。每天都关注埃尔夫案庭审报告的公民们自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查对被挪用资金的数额有个大致判断。然而，巴黎律师公会却指责我们的某些调查方式“侵犯了最基本的公共自由”，而法国最权威的道德、司法及政治机构也将“回避”、“渎职”、“偏袒”、“偏差”等字眼在嘴边挂了七年。
意大利的“肃贪”行动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金融犯罪的刑事诉讼难度正在不断增大。米兰检察官盖拉尔多。克隆博这样解释道：“十年之内，意大利共向29个国家发出了700份国际调查委托函，至今仍有40％杳无音信。在诉讼时效很短的情况下，追查那些在资产账目表中造假的违法行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除了在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司法阻碍之外，意大利法官们还得应付那些个领导精英们假借人权之名提出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指出：“媒体总是不断发出声音来使人们相信，‘肃贪’行动采取的是政治而不是司法手段，这和实际情况恰好是相反的。面对此等规模的思想灌输，公民开始对法官们的反腐行动产生怀疑。”（见2001年12月12日的《解放报》。）前总统弗朗西斯科。科西加也曾说过如下骇人之语：“打击黑手党的法官都是些道德上、政治上和司法上的刽子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曾把“肃贪”行动比作癌症，而他的同僚们则把1993年比作罗伯斯庇尔时期的“司法白色恐怖年”。跨国腐败和跨国犯罪的保护者们已经颠倒了黑白，新当选的意大利总理居然发起了一场名为“自由家园”的运动来和“肃贪”行动相抗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谁在威胁着社会契约？是罪犯还是追捕罪犯的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这些年来，欧洲人权法庭做出的决定已经将现实社会令人沮丧的一面暴露无遗：逍遥法外的黑手党成员和毒贩在受到本国的司法制裁后还要别处去寻求“公正的裁决”，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无法在时效期内作出判决……可以想象，一旦那些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国家（如波兰和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从法律层面讲，让一些诉讼案件拖沓十年或十五年是不对的，公正的裁决也只是一个远大的民主理想。但在实践中，我们无法任由黑手党和腐败分子继续逃脱法律的制裁，也无法任由某些依靠犯罪和非法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地区继续用“人为的主权”来践踏我们的法律精神。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试行过，意大利进行得比较深入，而法国则停留在较粗浅的水平。方法很简单：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司法体系，然后制定一些有利于腐败或有利于阻止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法。如此稍稍一变，诸多犯罪就不再成其为犯罪，而立法者也可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世界“清洁”了许多。因此，盖拉尔多。克隆博才会做出如下判断：根据意大利新法中有关诉讼时效和假账的规定，“肃贪”行动中一半的诉讼案都将被撤销。我们完全可以让偷税漏税合法化，让刑事调查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只要递交的材料——有时一份材料多达数千页——中缺少了一个图章印戳，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有权要求认定材料无效。同样，为了使案件在意大利能被受理，国外提交的有关资料必须通过意大利刑法规定的司法验证，否则起诉就会被驳回。这让瑞士联邦的法官们很是头疼（见2001年10月4日的《时报》）。）。当然，民主也就只剩下躯壳了。
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为了打击这些跨越国界的犯罪，我们必须想出新的政治和司法对策。这些犯罪涉及的资金数额是如此巨大，因此这也是一项政治挑战。在十九世纪，犯罪学家识别罪犯的标准非常简单：凶悍的神情加刀疤脸。不过，现代的经济罪犯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有着体面的身份，穿着朴素的衣装和手工纳的鞋，戴着极其普通的手表，衣服上的扣眼也只是稍做修饰而已。他生活在两个互相平行的世界里，在他的意识中，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他的个人行为不服从公共法律。他觉得自己身处于法律之上，因为他可以任意收买、歪曲和违反这些法律。
他已经猖狂了许久，现在轮到我们发起反击了。
第六部分第57节 希望（1）
作为一名预审法官，我已经沉默了整整二十年。从今以后，话语权反倒成了我唯一的权力。我要通过这本书将自己所发现的世界展现在大家面前，并尽力对这一系列违背常识的丑闻给出自己的看法。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因为人类的塑造者正是自己的世界观。它使得我们可以在坚实的土地上不停前行。埃米尔。涂尔干曾这样写道：“一个社会的所有信仰和共同情感组成了一套具有生命的体系，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集体意识。”（见《社会工作的划分》第一册，第2—1章。）在接下来的数页中，我要谈的正是这种集体意识。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从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译注：法国历史学家，曾在巴黎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后从军，服役至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后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被捕后遭处决。代表作有《莫名其妙的败北：1940年写下的证词》和《为历史学家的技艺辩护》。）的身上得到了很大启发。他曾以一种写实的方式记述了1940年那场“莫名其妙的败北”，在该作品中，马克。布洛克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所在。同时，普里莫。莱维（译注：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营内的人造橡胶厂服苦役，1987年逝世。他以极为克制而又感人至深的自传性回忆录而闻名，代表作有《如果这是一个人》、《休战》和《淹死的和得救的》。）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他的文章曾在整整十五年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人们为接受真理做好准备之前，真正的思想家往往要在逆流之中孤独地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公正的言论常常会因为打破了禁忌而造成混乱，但它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还世界一个本来面目。
金融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固有的价值标准。没有界线，没有规则，高层腐败在悄悄地蔓延，它可能导致我们的民主从内部破裂，也可能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来说，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世界的消失会同时带走所有与现实不再相符的价值观、习俗和行为标准，因此，我们便认为所谓的公正和非公正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它们都被罩上了唯一的价值标准：金钱。
但我们错了。
其实，没有任何东西从集体意识里消失：只是一切都变了。在十八世纪末，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曾希望将他们的社会构想引入刑法。他们在犯罪和刑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平衡，取消了酷刑和死刑，并保护个人权利不受职权滥用之侵害。现在，全球经济平衡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在犯罪和惩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以纠正精英群体逍遥法外的现状，并重建司法平衡。
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是第一个回应，向高层腐败开战将是第二个。为了改变现状，一代人的努力可能还远远不够。不过，我们有的是接班人。
这简直就是一定的。
为了让国际反腐运动团结一致，我打算将一系列旨在打击“逍遥法外特权”的关键措施集中到一篇简明易懂的文章之中。对于集体来说，实施这些措施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从它们因纠正社会不公而挽回的损失角度来看。于是，我向一些自己所赏识的男人和女人提出了如下要求：公开保证遵守《巴黎宣言》。
最热烈的回应来自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人们，如翁山淑枝（一位信使将于今年6月初将巴黎宣言的文本送到翁山淑枝的手中。这位世界人权界的著名斗士经常向权力腐败提出抗议，并多次揭露国际大公司——其中就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对当权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丑恶行径，所以才被军政府软禁至今。如果她能签字，那宣言无疑将大增色。不幸的是，緬甸军政府不久前做出了决定，要延长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软禁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巴黎宣言》就是献给翁山淑枝的。）一家、皮尤斯。纳雅维（译注：喀麦隆《信使》周报主编，宣扬新闻自由的旗手式人物，以善揭高层黑幕布而闻名，曾被捕一百多次。）和沃雷。索因卡（译注：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沼泽地的居民》和《疯子与专家》等。），以及那些深知腐败行为的道德代价和政治代价的人们，如萨尔维利奥。勃雷利（译注：全名弗朗西斯科。萨维利奥•；勃雷利，米兰前总检察官，长期和经济犯罪打交道。）、大卫。M•；克瑞恩（译注：美国处理塞拉利昂事务特别法庭总检察官，曾多次揭露塞拉利昂国内的高层腐败的象牙走私活动。）和贝尔纳。贝尔托萨。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反对滥用职权和防止当权者逍遥法外是维护人性尊严之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价值观颠倒的动乱年代，人们才会认为打击腐败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巴黎宣言》是前进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为了重建司法公正，它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透明化是自由的必然结果。
没有自由的透明是对人权的破坏，没有透明的自由则是对犯罪的纵容。
司法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那些为犯罪赃款和非法资金提供保护伞的国家应该被开除出局，它们不应继续享有开设银行的权利。
精英群体的犯罪是对国家最高利益的危害。
第六部分第58节 希望（2）
加大惩罚力度、建立没收机制（该原则在爱尔兰（见该国1996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和英国（见该国2002年的犯罪程序法令）已经存在，它允许法庭可以在不经刑事程序的情况下对来源不明的财产进行没收。）以及加强银行监控都是防止和制止社会出现深层断裂的有效措施。
在今天，这些观念还远未深入人心——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变得更为详细罢了。有时候，一件简单的小事就足以将某条看上去坚不可摧的规则完全破坏。
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斯特鲁托夫集中营（位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纳茨威勒—斯特鲁托夫集中营是德国设在法国领土上的唯一一所集中营。）最后的幸存者之一——的会面大概是回到挪威后最令我惊讶的几次会面之一。
我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对那个一心要消灭邪恶、异己和犹太人，但事实上却制造了强权帝国和人间地狱的系统所造成的破坏依然记忆犹新，所以他总是在大力宣扬应该更加坚决地打击高层腐败并加大对精英犯罪的处罚力度。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打击腐败来消灭所有本性邪恶的人，而是要重建弱势和强势之间的平衡。
除此之外，他的行为也令人为之倾倒。
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期间，由于会讲德语，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在集中营的邮局谋得了一份差事。他本就可以这么安分地活着，等待这场梦魇的结束，和他那些悲惨的同伴相比，他的境况无疑要好得多。然而，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当时，挪威政府会给每一名被关进集中营的挪威人寄来包裹，但由于德军“深夜浓雾计划”——就是不留痕迹地把被关押者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的影响，许多包裹都由于地址错误而无法到达这些人的手中。于是，克里斯蒂安。奥托森决定对自己同胞的被关押地点进行一次调查，而他手中的工具不过是一支铅笔和一张偷来的纸。他直接问那些从别的集中营转过来的人是否认识这个或那个人，以此来确定这些挪威人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集中营，这就是斯特鲁托夫集中营。后来，他自己也被转移到了那里。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统计下去，数月之后，他已经建立起一份涉及几千名挪威人以及他们被关押的确切地点的名单。随后，他把这份名单委托给一位年轻的挪威女英雄旺达。赫格带了出去——她每周都可以到集中营来一次。在瑞典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三十辆白色大车按照这份名单的指引跑遍了德国的每一个集中营，将所有被关押的挪威人全部解救了出来。
从克里斯蒂安。奥托森的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既然他在最险恶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做出如此壮举，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讲述的这些故事常常让朋友们感到绝望，甚至让他们觉得恐惧。其实，他们误解了此书所要表达的意思。尽管通篇都在讲述犯罪，但这其实是一本充满了希望的书。以暴制暴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手中掌握着伸张正义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别人才会对我们产生不信任，这是合情合理的。俗话说得好，天使和魔鬼只有一步之遥……就我个人来讲，我既不喜欢调查、打击、羁押或逮捕任何人，也不喜欢将他送上法庭或投进监狱。在外人的眼中我是“铁腕娘子”，但这个称号和我的本来面目其实相去甚远。在生活中，我只喜欢爱人和被人爱。和康第德（译注：伏尔泰作品《老实人》中的人物。）一样，我的理想就是安静地拾掇自己的小花园。
世间的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即使行使权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