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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又一个高潮出现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名特派员和他所在的小组成了这起文件失窃案的最大嫌疑人，他们已经被宪兵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后，我马上赶到了警局。经济警队的负责人出来对我进行劝阻，他告诉我，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我的到来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还会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于是，我只好转过头来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给国内反间谍局局长打电话，给法院的检察长打电话……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这名年轻的特派员已经写了一份搜查结果综述，因此，在这之后又将文件盗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敢肯定，这中间肯定有人搞鬼。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这几位领导，即使警方从这名特派员的车库里搜出了失踪的文件，我依然认为他是清白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一部分第13节 重压之下（3）
接下来的周一早上，我以个人名义到经济警队走了一趟。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正脸看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到的是不解，甚至是敌意。我向他们解释了至少四十五分钟，我告诉他们，负责文件失窃案的法官之所以会这样做，那可能是因为他想“在内部解决这件事”。我向他们表示，我对整个经济警队是完全信任的，这个小插曲能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气氛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大家的头也抬起来了。分享完一顿早餐比萨后，整个警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忽然，一名警官站了起来说：“从今以后，我们所有人将继续为您工作。”
我成功了。
回到法院之后，有人跟我说院长要见我。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他要就挽回和经济警队的合作一事向我道贺。走进他办公室后，院长先是用一种非常虚情假意的语气和我寒暄了一阵，随后便开始对我大加斥责。他居然还使用了外交辞令：“女士，请允许我告诉您，去经济警队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他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我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态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司法系统的指南针，在它的指引下，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会做出一些荒唐之举。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北欧传说里的一句话，用它来回答院长的训斥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勉强挂着笑容的我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也许我们俩当中肯定有一个人有错，但这个人并不见得一定是我。”
我带着微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预审已经开始两年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受到直接的死亡威胁。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孤身一人，就好像一根矗立在满天惊雷之下的避雷针。风暴已经开始侵袭司法系统的内部，它妄图动摇我们的团队，甚至连经济警队也不放过。
4月30日，我向上级提出了申请，要求他们派一个助手来帮助我。
1997年5月6日，法院院长把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派到了我身边。这是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年轻预审法官，我以前只见过她几面。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而沉着稳重，一双总是带笑的眼睛里闪现着活力与自信。用塞利纳（译注：原名路易—费尔迪南。德图什，法国作家，极具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长夜漫漫的旅程》、《我的罪过》和“二战三部曲”。于1961年去世。塞利纳是他的笔名。）的话来说，她拥有那种“上天眷顾的人才具有的冷静”。
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在我们这对拍档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既是我的对立面，又是我的有益补充。她非常了解政府机构的政治结构，预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常常因此迎刃而解。不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时，我还是预感到，两个人的力量并不够。
这种预感在我们对刚刚落成的埃尔夫大厦进行搜查的时候得到了验证。这次搜查行动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同事来说，这只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对于这个案子来说，这是我们发起冲锋的表示。彼德曼——一起简单的诈骗案——引出了埃尔夫，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石油巨头本身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被挪用资金及其相关责任人的情况，埃尔夫公司的多名领导必须为此作出解释。
拉德芳斯是巴黎有名的商业区，这里堆积着大量修建于70和80年代的摩天大楼，大名鼎鼎的埃尔夫大厦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座石英水晶形状的，装饰着玻璃外墙的大厦，它高五十多层，有几百个办公室、数不清的电梯和众多高科技大厅……
为了调查，我们必须搜查这座大厦，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这次搜查可能会让我吃尽苦头。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行动，因为坐在这座大厦里的都是些高级领导，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动用上十亿法郎的资金。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习惯了让别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进行搜查，两个人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准备，有关材料在桌上都堆成了小山。我们不能搞错目标，还要集中时间搜查领导人的办公室以及敏感的大厦安全中心，以免有关证据被人转移。早上9点，我们到达了埃尔夫大厦，紧张的搜查工作随即展开。
到第二天凌晨3点时，我们已经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连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搜查到的有关材料已经装了40多个密封袋。在大厦的安全监控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和预审无关的可疑资料：非法的电话监听记录、另外一些预审的笔录复印件、有关非洲神秘暗杀事件的报告、有关非法政治献金的材料等。我们马上把楠泰尔法院的检察长叫到了埃尔夫大厦，并将这些资料亲手交给了他。既然这些资料涉及的事情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自然应该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东西。过后我才知道，他将这些东西完全扔到了一边。
这一天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预审开始以来我们还没有连续工作过这么长时间。当天晚上，我们开着车，沿着塞纳河往回走。战斗已经结束，我们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我看了看旁边的书记官赛尔日，西装笔挺的他依旧是那么镇定，从内及外都显得那么优雅。忽然，他神情朦胧地问了我一句：“女士，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巴洛克式建筑是多么的美丽啊！”
他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确，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我们却不可能睡觉。车到圣日耳曼大街时，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决定在这里停一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里去小酌一杯。在这个如此特殊的时刻，一杯朗姆酒让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加紧密了。
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我们的团队关系也会遇到阴晴云雨，我们既时常发生争执，又一起分享胜利。不管怎么样，一种深沉而无法解释的，也许只有共患难才能建立的团队精神始终存在于各个成员之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使用得最多的仍是第一人称，我既没有责任，也不打算从洛朗斯的角度来讲述事情的进展。不过每位读者都应该知道，从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来到我身边一直到她离开，有关预审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共同做出的。
第二部分第14节 在风暴的中心（1）
1997年秋天，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成为调查对象，罗兰。迪马也被牵扯了进来。
我个人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周之后，我独自一人搬进了位于巴黎的一套两居室。我刚离开，盗贼便光顾了我儿子的住处。1997年12月初，一伙人耍杂技似的从位于天井顶上的一个小窗户进入了我儿子的公寓，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职业的手法。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处别人的监视之下。
十五天之后，在外度假的塞尔日。隆日尔的住所也迎来了不速之客。这伙人是在深夜从屋顶进入他的房间的。他们先是沿着距地面有二十多米的屋顶天沟行进，待找准位置后才进入了房间。从屋顶进入房间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准备了保险绳。由此看来，这伙人肯定经过专门的训练，其行动决心绝非一般小打小闹的毛贼可比。他们的胆子也非常的大：据一位邻居称，房间的灯在夜里亮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我们的对手在找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想找到什么把柄，以便要挟我们这些主管调查的人？然而，正如埃德加。普埃的小说《不翼而飞的信》所讲的那样，他们最后只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
1998年1月9日，度假归来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预审法院里工作了：有人撬开了我办公室的门锁。一个半月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尽管我的神经还算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风暴的中心：这绝对不是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我写了一封信，将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制作任何复印件。随后，我申请会见了法国级别最高的预审法官之一——上诉法院院长，并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了他。我希望他知道这一切。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曾考虑对塞尔日。隆日尔也实施贴身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作罢。）
不可能的秘密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磁场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北极圈的极光——它拥有摄人心魄的色彩，它那虚幻迷离的亮光划破长空。调查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1998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快10点的时候，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它们涉及罗兰。迪马银行账户上的多笔数额较大的过户资金。在预审当中，做出某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做出另外一些决定则可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我们没有犹豫：为了查出这些现金来自何方，我们必须搜查前外交部长的住所和办公室。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和银行系统的反洗钱工作也有很大关系。（里昂信贷银行莫贝尔分行揭发说，有人曾向埃尔夫石油总公司的账户上存入大笔现金。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相关证明材料，据银行负责人说，它们已经在总行发生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搜查是预审法官工作的一部分，但在经济案件中这种方法却并不常用。不过，搜查工作很少一无所获。当你把某一份文件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最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银行账户清单、个人档案、账单……这些都牵涉到隐秘的资金流动和非法交易，因此很有可能成为某一起经济犯罪的罪证。
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国家宪法委员会是法兰西最有威信的机构，而罗兰。迪马则是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牵扯到这样的案件中，任何人都要接受同样的调查。不过，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在行动前还是多了几分谨慎——我们应该维护这位宪法守护者的声誉，这是规矩。我们和其他调查人员以及检察院方面通过多次电话，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开始制定大体的行动计划。
当天下午，一起意外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塞尔日。隆日尔是我办公室里的书记员，他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几年前供职于总统府。他对安全问题，尤其是电话窃听技术非常敏感。1997年4月，也就是6个月之前，塞尔日。隆日尔通过一位密友并在其担保下申请了一个专用手机号。他这位朋友曾叫若西亚娜，但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都不再这么叫她，她也没有将这个名字告诉任何人。当我需要秘密通话的时候，塞尔日。隆日尔就把这个手机借给我。
然而，刚刚吃过午饭，赛尔日的手机响了。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请找一下若西亚娜。”
大概是听出了塞尔日的惊奇，打电话的男人换了一种威胁的语气，赛尔日随即警觉地挂上了电话。当时的我们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戒备心非常强。对于这次正在计划中的调查行动能否保密，我们曾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意外事件使我们动摇了。这个电话表明，一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保密系统并完全掌握了我们的信息。现在，他们要我们知道这一点。
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接近6点的时候，我们给巴黎律师公会会长（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必须找一位已经在律师公会注册的律师来参与接下来的诉讼程序。）发了一份传真，希望他能对我们第二天一早的搜查行动给予协助。为了保密，我们将行动的行车路线图锁进了保险箱。
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燃烧的木炭上行走。埃尔夫案件已经直接牵涉到了政府的最高层。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把秘密告诉一个人，它就不再是秘密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晓这次行动：两名警官（以及他们的上级）、两名检察官（以及他们的上级）和巴黎律师公会会长。
第二部分第15节 在风暴的中心（2）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到达了罗兰。迪马的住所，当时街上还空无一人。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次行动真正做到了保密，但开门迎接我们的宪法委员会主席——他脸上带着一点抱歉的微笑，而眉毛又稍稍皱起，仿佛有些不满——却告诉我们，一名记者早在昨天晚上8点之前就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当然，他也将这名记者的名字告诉了我们（坦率地说，我不敢肯定这个给罗兰。迪马送信的人到底是不是记者，也不知道罗兰。迪马将他的名字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不过，这肯定是个圈套。在他的回忆录《考验和证据》（米歇尔。拉冯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这位前外长对当时情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早上7点30分，一阵门铃声将我从熟睡中吵醒。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匆匆忙忙地戴上眼镜去开门……随后，我才知道了其中原委。”（18页）同时，罗兰。迪马还在书中提到了他的一位邻居。据这位邻居称，“他是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吵醒的，当时预审法官和警察还没有来。他爬起来，拉开窗帘，透过窗户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发现，外面的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人。”（29页）我一直认为，这两个人的描述都是虚假的。当天早上，罗兰。迪马在我们三个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在昨天晚上得到消息的，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街上还没有人。）。
我的脑中思绪万分。法律将会严惩那些违反预审保密规定的人。对于每个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来说，他的首要义务就是保证调查正常进行，即使这一调查针对的是宪法的守护者。我不能想象警方、司法部门或律师公会会有人泄密，但我确信，预审法院的对外通话已经完全不保密了。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将工作进行下去。警官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没受到什么干扰。罗兰。迪马的办公室离他的住所很远，那是我们搜查的第二部分。正当我们把目标转向办公室时，情况突然变得复杂了。我们的秘密被泄漏了出去，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它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已经把宪法委员会主席住所的所有出口堵得水泄不通。追捕“大众新闻”的记者和警方之间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会制造一些意外新闻，而法新社将在早上9点就把这些新闻抢发出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想用这种办法来搞臭罗兰。迪马，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但工作还得继续。我们必须乘车去罗兰。迪马的办公室，而大门则是唯一的出口。我没有权利像警察那样把记者们推开。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和外面的人群相撞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兰。迪马在我们的前面走了出去，他希望坐我们那辆车。于是，他坐到了后座的中间，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司机是我们的贴身保镖。我们三个人都竭力想表现得镇静。对于罗兰。迪马来说，现在这种局面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对于我们来说，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一片闪光灯的海洋将我们完全吞没。第二天，这张有着我们三人的照片就传遍了全世界。（罗兰。迪马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两名法官分列我的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