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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罗兰。迪马的律师——他既是律师公会的前会长，又是秩序委员会的委员——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求我们回避，原因是我们在调查中存在偏袒之嫌。难道律师公会对我们“义正辞言”的指责也符合他的某种利益？
我真是越想越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确信不疑：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对埃里克。图尔贡办公室进行的搜查也是合法的。当时还有两名律师公会的代表在场，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现在，我的这种确信却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
不管面前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都要做第一个勇探陷阱的人。
第二天，在一家外国媒体几名记者的邀请下，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断断续续的谈话。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都会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接受两到三次采访，并经常地接受一些政府内部的私人邀请，因为我知道，和外界交流观点和看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天早上，我极力想让和我谈话的这群人明白，经济犯罪并不只是黑社会、赌场和夜总会，它孕育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的受益者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人物。我还引用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让。德马亚尔所著的《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斯托克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专家大都是研究洗钱和毒品生意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洗钱和毒品生意所赚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都流到了某些拥有稳固地位的外国律师的腰包里。这些律师主要负责帮助犯罪分子建立掩人耳目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偷逃税建议和进行诉讼辩护。
我用了一句比较让人悲观的话来概括了自己的观点：“有洗钱，就肯定有律师参与其中。经济犯罪所得的15％都被律师拿走了。”我的这句话有些过火，“律师”这个词的打击面过大了。这样说话是不明智的。如果秩序委员会的攻击没有完全占据我的头脑，我可能就不会用律师而用银行家或别的什么来举例，不过估计引起的效果也差不多。我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为自己辩护。这句话马上就被别的话淹没了，交谈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随后，我回到了办公室，什么也不再想。
当秋天的泥土开始腐败的时候，人们就说，花快开了，蘑菇快长出来了。就在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条快讯将我的这番谈话登了出来，它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几分钟之内，塞尔日。隆日尔收到了无数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的传真，紧接着，法新社也发表了充满愤慨的公告。
几个同事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神情相当慌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媒体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埃尔夫案件已经变成了一场肥皂剧：如果什么事也不发生，观众就会厌倦，所以媒体必须要弄点事出来。现在，埃尔夫案件又出场了，就好像皮埃尔。拉扎雷夫的一贯原则所讲的那样：“一条消息加一个谎言就变成了两条消息……”
雪崩会不会平白无故地自然发生？某些人是否首先在暗地里干了一些肮脏勾当才能在今天享受我的失误？人权字典里的“抗争权”、“荣誉权”和“原则”等所有词语是否都可以被用来攻击我？（1999年4月14日的《新观察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向埃娃。若利开火》）我将对真正的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因为我本不应该受到如此纷繁的谴责：司法部长指责我的讲话是“具有攻击性且令人遗憾的”，罗兰。迪马的律师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而全国律师会长会议主席更是表情冰冷地指出：“司法系统有慢慢滑向极权的危险”……
到后来，一些极度荒谬的攻击行为也开始出现了。4月6日，埃里克。图尔贡的律师团以“擅闯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通信隐私”和“阻碍执法”为由直接将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告上了法庭。4月7日，秩序委员会致函司法部长，要求她指示全国法官最高委员会对我进行处罚，因为我的谈话“在本质上表现出了一种和法官的审判职责完全不相容的显失公正”。同时，他们还半遮半掩地表示，在迪马一案的调查中，我应该回避。秩序委员会还委派人权联盟前主席亨利。勒克莱尔担任他们的代表，全权负责处理此事（根据《司法组织法》第781条的有关规定，政府应该“弥补司法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秩序委员会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发现搜查行动的缺陷”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见1999年4月4日的《法院报》））。
现在，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她对我说：“毫无疑问，埃娃，你必须否认曾说过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我的确说过这番话。尽管当时我有些冲动，但我的确说了，有三十个人可以作证。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解释说有人篡改了我的谈话。我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过于悲观地估计了她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件事已经将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完全可以终结同我的合作，转而加入“大部队的阵营”，整个法院都将为她鼓掌。如果善于审时度势的她脸皮能够再厚一点，她完全可以将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完全承担下来，因为政府高层或许早就想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了。然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和我并肩作战，她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她甚至帮助我用外交辞令给秩序委员会写了一封解释信，在多名高级法官的联合斡旋下，后者终于让这种紧张局势慢慢缓和了下来（许多律师工会都对秩序委员会的批评提出了反对意见，它们认为秩序委员会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挠针对某些共和国高官，尤其是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调查工作”。秩序委员会最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批评。埃里克。图尔贡后来又提起了上诉，但没有任何结果。2001年1月14日，这场风波终于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到山里去待上三天，以便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很早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打算了。一个朋友将他的山间别墅借给了我们。在此期间，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发39度的高烧。她丈夫当时就在巴黎，可她却拒绝中途回去，硬是和我一起完成了900公里的汽车旅行。她不希望法院里出现任何有关我们不和的谣言。
我错了。她一直和我站在一起。
第三部分第23节 操纵（3）
“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如此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击说明，从传媒报道这个角度来看，埃尔夫案件已经到了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媒体现在是以一种非常不理智的状态在关注调查，我们只要站出来作一下解释或是采取一个什么小小的行动，局面马上就会变得无法收拾。现在这种状况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的，他们不是在我们搜查某个地方之前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就是在某些非常关键的时刻把调查的审讯记录抖出来——总之，他们要将这个案子搞得越乱越好。我们为防止预审机密外泄而费尽了心思，但依然无法阻挡媒体潮水般的围攻。在媒体的眼中，这次预审已经成了一出被扔了无数臭鸡蛋却依然自顾自演的“司法闹剧”，而我们的法律信息就是它的象征。
我非常理解媒体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既不能屈服，又不能反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我真是束手无策了。
在一项如此敏感的调查工作当中，如何控制行动是成败的关键。如果你只凭第六感行事，那么危险就会找上门来。所有经历过类似特殊事件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调查别的案件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局势有所缓和，那肯定是因为我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总之，局势尽在我的控制之中。
但在埃尔夫案中，一切都反过来了。是局势控制我，而不是我控制局势。
舆论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直接的死亡威胁还要大，因为面对舆论攻击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还要束手束脚地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的意大利同行们就见识过类似的情况：在“肃贪”行动中，负责该行动的法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天天变臭，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和简单的“话语剪辑”。幸运的是，还没有人公开地说他触犯了法律。经过这一连串的折磨之后，尚待完成的事就只有一件了：指责这名法官在工作中有偏袒行为，并顺理成章地要求他回避所有的调查（我的一位老同事阿尔芒。里伯罗勒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分析：“一种新的学派正在产生，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离间’式辩护。它的通常做法是对法官下手而不是在案子上做文章，而菲利普。古诺耶和埃娃。若利就成为了这种‘离间’式辩护的实验对象。”（见《法官们向何处去？》第148页））。
在司法系统内部，有关人士的神经也再次紧张到了极点。在此事发生之前的某一天早上，上诉法院院长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于一名普通的法官来说，得到上诉法院院长的召见可是不小的殊荣。院长办公室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也是巴黎最具盛名的办公室之一，这里的空气夹杂着群书和戈布兰挂毯的味道，给人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在一把法国国营家具公司生产的椅子上坐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小小忠告”。
“女士，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称，你现在的处境极度危险。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我站了起来，惊得目瞪口呆。
“不论何时何地，请你一定小心谨慎。我是非常认真的。”
其余的细节我也不想听了。院长叫我放心，说他会一直支持我的。道过谢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站在那里发呆，好像一个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的穷光蛋（1999年3月12日，在进行这番谈话的同时，上诉法院院长决定对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采取保护措施。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受到过威胁。）。上诉法院院长一直在尽力保护那些暴露在外并遭受不公正攻击的法官，现在他的口中说出了这番话，这着实让我心绪不宁。
面对此种情形，我既感到害怕，又有许多不解。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毫无疑问，院长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将这个隐秘的消息告诉了我，这说明我们彼此都很信任对方，但他并没有理由必须这样做。或许在面对“信使”的时候，院长自己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然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非常奇怪。在这里，法国级别最高的法官之一居然会被人告知，另外一名小法官的处境“极度危险”。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谁告诉他的？怎么告诉他的？他是否将自己的这种不安向司法部长或内务部长作了汇报？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不过出于好意，这名高级法官召见了这名小法官，并给了她一个“忠告”。类似的忠告在巴勒莫和波哥大等黑势力猖獗的城市里非常流行：“请你不要靠近窗户……”共和国的黑势力的确已经占领了许多阵地，随着这股势力的步步进逼，司法系统高层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悄悄地提醒某些法官：你们正身处危险之中。
十五天之后，当有关埃里克。图尔贡事件的舆论风暴向我们疯狂袭来时，当罗兰。迪马的律师在那里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时，没有任何领导肯站出来支持我们——哪怕是以私人名义支持我们，也没有任何领导肯说这样一句公道话：如果某个共和国的预审法官由于害怕坠楼身亡而不敢背靠着窗户工作，这个共和国或许才是真正不严肃的共和国。
院长的这番谈话反映出了法国政府机构的两面性。从表面上看，法国的政府机构非常坚持原则，并常常成为外国的榜样——我们俨然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我这个预审法官却必须在一种压迫式的环境下工作，甚至还要带上两名贴身保镖……
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讲，这种两面性也同样存在。近些年来，埃尔夫公司已经成为了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从表面上看，它声名远扬，完美无瑕。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它的内部发现了可疑的资金转移情况，其数额高达数亿法郎，几乎相当于这个企业全年的盈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无人之岛”上，是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拥有自己的阴暗一面？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我许多年，但我依然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
当逍遥法外的特权在我们的面前横行无忌的时候，当我们脑中那些关于腐败和守法的既有观念被一再推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思想革命，因为过去的事实已经和今天的发现自相矛盾，而且我们知道明天的发现又将把今天的认识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进行的预审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反省：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一条和表面规则完全相悖的规则。
第三部分第24节 操纵（4）
“从部长的口中得知”
在法院之外，媒体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离谱，事实真相已经被花边新闻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迪马案爆出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的婊子”（译注：罗兰。迪马的情妇德维埃—荣古尔于1998年11月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共和国的婊子》。）和“爱的礼物”（译注：德维埃—荣古尔将自己用公款为罗兰。迪马买的几尊希腊雕像称为“爱的礼物”。）的掺和下，埃尔夫案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出可有可无的轻喜剧。预审进程的真实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偏离现实的报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预审机密的外泄让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但最根深蒂固，同时也最不公正的谣言居然是：泄密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此等中伤，我开始只是付之一笑，但当我意识到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和一些政府高层人物也相信了这个谣言之时，我确实感到害怕了。
在出席皮埃尔。特吕什——一位很有威望的法官，曾审理过克洛。巴尔比耶案——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我发现他只跟洛朗斯说话，并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我觉得非常奇怪。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