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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外出时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以受伤生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而可以用“惨败”一词来形容！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亲王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因为倭仁带头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所谓的“立国之本”；结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同文馆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拒绝任何改变。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ps：昨晚十二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听见屋里有一小屁孩哭闹不停，妈妈骗他说再哭外面的鬼就进来抓你了，我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应了一声“你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面俩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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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二章 文中堂的期待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本文来自＇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体抵制。湖南开了这个头，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这样一来，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
“那一次的事儿闹得着实是大，好歹这算学馆是开起来了。”文祥叹道，“可这以后的事儿，也便越发的难办了。”
“那些堵心的事儿咱先不说了，文中堂方才说，这林鲲宇帮咱们起了一个破死结的好题目，到底是什么？”恭亲王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呵呵，我方才已经说了，”文祥笑道，“这林鲲宇和皇太后皇上说的，西洋诸国亦讲求孝道，通圣贤之论，这便是一个破死结的极好题目啊！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文章要如何做？”恭亲王问道。
“士林每每视洋人非‘人’，认定其不通礼仪，不讲仁义，不可教化，凡与洋字有关者，皆视为‘以夷变夏’。死力拒之。”文祥说着，着重强调了一个“人”字，“而今使臣归来，言西洋诸邦亦讲求孝道，又是从天朝圣贤学来，且言之凿凿有据，如此便证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学有相通之处。那天朝与西国交往，便可名正严顺，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是啊！‘鬼’岂有会讲求孝道的？”恭亲王明白了文祥的意思，放下茶碗。抚掌大笑起来。
“倭仁若是在世，听到这些，只怕也是难于反驳的。”文祥想起了曾经给他找了n多麻烦的倭仁，“我听说，林鲲宇当时给皇上说了好多西国哲言俗谚，皆有出处，皇后和慧妃就是听了他说的这些话。激发心绪，痛悔前非的。皇太后已命他以此为题撰文，想是也想借此文章，堵那些老朽竖儒之口。”
“原来如此！”恭亲王听得兴奋。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鲲宇此人，端的是难得的人才，以我观之，将来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见得？”恭亲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盖轻轻的拨着水面漂浮的茶叶，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问道。
“洪钧的《使西日记》，王爷想是看过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亲王亲手取过精致的紫砂茶壶，给文祥的茶碗斟满。
“看过了，写的很好，而且立意新颖，对西国所见评价公允，颇有见地。”恭亲王道。
“洪钧此人，本是李高阳的高足（现在已经不是了），属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阳安插在林鲲宇身边以为羁縻之意，可他竟然转了性，这一路上不但丝毫没有给林鲲宇找麻烦，反而和林鲲宇相处甚得，且写出如此一部好书来，王爷不觉得这当中有些蹊跷么？”文祥笑问。
“此事确是奇甚。”恭亲王失笑，“莫不是这洪钧真的如同外间所言，中了洋毒？”
“岂有未到西国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转性，只怕还是这林鲲宇之功。此人能说得洪钧这样的清流名士共赞洋务，又能以片言只语感动后妃悔过，仅这份口才学问，便非常人能及！”
“文中堂是想提拔于他吗？”恭亲王听出了文祥话里的潜台词，笑着问道。
“提拔是肯定要提拔的，但不是现下！”文祥深陷的眼窝放出了异样的光亮，“我还等着他给我拿出更多的好题目出来呢！”
“更多的好题目？”恭亲王一愣。
“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此时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萧瑟苍凉的湖景。断藕残荷，满眼皆是。屋子里因为通了地龙，火头烧得旺旺的，没有一丝烟气儿。屋子里虽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阵阵，但文祥却莫名的感到了一丝燥热。
“如此残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风波，来便好了！”
冰盏胡同，贤良寺，外官居舍。
林义哲看完了刚刚写好的“西国孝歌略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两宫皇太后要他写的那篇文章，此时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明白，两宫皇太后要他写这个，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在后世他学会了**思考之后，便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实，颠覆了他脑中的学生时代教科书灌输给他的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观念。很多事实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层，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们的前头！
林义哲想象着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之后，会引起士林怎样的反应，便冷笑不已。
此时的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林义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在后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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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三章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