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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连上吊都解不开裤腰带的。
秋瑾回国后的革命壮举和慷慨就义，是大多数好人坏人都知道的。这里只说秋瑾的爱穿男装，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觉醒的女性的时装潮流的。男装象征着反抗传统的女性地位，象征着独立、开明、改良、解放。秋瑾说，“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她要“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望海潮》）当时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所以穿着男装，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先锋、超前，而且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性感”。这种亘古未有的崭新性感，一方面使男性觉得格外鲜活、刺激，另一方面又使男性受到明显的逼迫、压抑，用鲁迅的话说，是直要榨出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秋瑾的“貂裘换酒”，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外事工作需要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民国初年上海妓女中的“四大金刚”就是颇喜欢穿男装出风头的。有一张妓女合影中，好几个妓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高领皮袍，脚蹬黑漆皮鞋，腕戴金表，手提文明棍，一派奶油小生打扮。妓女们当然没有秋瑾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客观上她们也在中国妇女传统服装的千里之堤上，掘出了一片蚁穴。蚁穴有了，洪水也来了，溃堤之日还远吗？
飒爽英姿新女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场滔天洪水，冲垮了传统礼教的千里金堤。五四使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入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
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不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画片上，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美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一般，几乎是不可再现的。
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茅盾在他的力作《虹》的一开头，描写了一艘冲出巫峡的江轮。甲板上站着两个女性，请看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服饰描写：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象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上文第一段描绘的女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这一段描绘可说是五四女性的典型写真。书中说梅行素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再接下去说，那狂飙的五四“早已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如果说巫峡以上扭曲回旋的长江是旧女性的象征，那么巫峡以下浩荡奔放的长江就是五四女性的象征了。
梅行素的形象是五四女性的“正格”。其实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中，新女性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静的，柔的，可以称为淑女型；另一种是动的，刚的，可以称为妖女型。这在她们的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动摇》中通过一个恶棍胡国光的眼睛描写了方太太和孙舞阳一淑一妖两个女子：
胡国光看方太太时，穿一件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大约二十五六岁，但是剪短的头发从额际覆下，还是少女的装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温婉可亲的样子，并没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这天很暖和。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发展的如何匀称了。总之，这女性的形象，在胡国光是见所未见。
两种女性虽然不同，但她们美的形态都是简单的，自然的。茅盾自己似乎更喜欢肉感的妖女，因为她们更勇敢，更进取。而事实上，两种新女性，都是反动势力屠杀的对象。许多军阀，见到白衣黑裙的女子就抓，就打，就奸，就杀。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学生的遭遇，除了由于她们自己的英勇表现外，还由于屠杀者对这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怀有一种见不得人的变态的性欲。所以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愤怒地用了“虐杀”两个字。除了军阀的虐杀外，社会上对这些女学生的言论攻讦也十分凶猛。有的说女子剪发造成男女无别，有的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有的说袖子太短意在勾引男人，有伤风化……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五四是中国的“二八月”，是中国人乱穿衣的大季节。每一种穿着都在宣示着某种立场和身份。白衣黑裙从政治意义上讲，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与传统的黑暗血腥势不两立，因此，凭着衣服抓人杀人也是“事出有因”的。鲁迅讲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而已集·小杂感》）那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有的成了专家教师，有的成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交际明星，有的成了高官巨富的太大、情妇，还有的撒传单、作演讲，成长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洁白的短衫上开满了殷红的自由之花，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青春，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时装……当我写到这一句时，我用力仰起头，止住那已经盈眶的热泪。
纤笔一枝谁与似
虽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传播所到之处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女人可以同男人一争高下的领域和机会还是很少的。只有一个领域对女性作出了相对来说最慷慨的开放，那就是文艺创作。五四以后，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不但以自己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她们自身的衣食住行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这些女作家原来都是女学生。不论陈衡哲、冯沅君、谢冰莹、凌叔华、陈学昭，还是冰心、庐隐、白薇、丁玲、萧红，她们大多都有过白衣黑裙的纯真时代。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角色的变化，她们的着装也添加了更多的色彩，选择了更多的趋向。可以说，没有一种专门标志她们身份的服装，她们融入哪个人群，她们的服装就适应哪个人群。所以，到了五四女性全面走向社会的30年代，对于新女性服饰的描写明显减少了。只有茅盾，这位中国社会的观察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珍贵记录。且看他在《子夜》中对几位女性的描摹：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象没有穿裤子。“万恶淫在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象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这一段通过吴老太爷的眼睛所描写的画面，素来脍炙人口。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当时上海作为一个世界第六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于此又一次“每下愈况”。
他们两个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呀！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色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
这一段叫做“死的跳舞”，可说是一场最刺激的时装表演。
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象绷得紧紧似的。她一面说话，一面用鞋尖拨弄脚边的细草，态度活泼而又安详，好象是在那里讲述别人家的不相干的故事。
这样的女学生装束与白衣黑裙的五四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茅盾的笔力真是雄健。而本来与时装关系最为密切的女作家反而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比较少。从一些印象记和回忆录中知道，冰心的衣着特别注重色彩的和谐与素净。她所喜欢的是“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往事》）萧红喜欢穿深色衣服，这与她在东北的地主家庭长大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萧红与鲁迅等人一起吃饭，鲁迅对萧红说：红色的上衣要配黑色的裙子才好看。鲁迅和萧红一样，也是喜欢深颜色。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穿着一件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配了一件黑纺绸衬裙，在开叉处还镶着花边。萧红到大后方以后，又做了一件镶着金边的黑丝绒旗袍。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深颜色普遍受到欢迎。延安有一段时间流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是乎女孩子们个个穿起了黑色的“安娜服”，为此还开展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思想批判。女作家在解放区是格外受到青睐的。丁玲从南京逃脱后，辗转投奔边区，李夫记述了她初到保安的情形：
……丁玲终于来了。那也是一个将近黄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场传来了喧杂的人声，许多人在说丁玲来了。我也挤在人群中从门口向室外望去，里面挤了十廿个不相识的人，其中有三个女子。三个女子中间有一个胖胖的，扬着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路上的情形。一颗头发剪得短如男子，而且乌黑光亮的，衬着一张圆脸和庞大的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在转动着。……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已经给她卸在手中弄着。……我猜起来或许她就是丁玲……丁玲当时固然谈笑自若，不过我看她的脸上多少带着些女性的忸怩神态。
丁玲到保安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都十分器重她，高干夫人们争相请她吃饭。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小姐”成为“武将军”之后，她们的时装就具有了“组织”的性质。丁玲本来也是喜欢深颜色，她20年代在上海与胡也频和沈从文三人同居时，喜欢穿红色和黑色。他们成立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姚蓬子回忆第一次见到丁玲的印象时写道：“这大眼睛的，充满了生的忧郁的丁玲，卷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里，默默地坐在车窗旁边，显出一个没落贵族的寂寞和尊严。”黑大氅演变成了灰军装，女性又一次以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如茅盾在《风景谈》中所说，只有从发式上，才能区分出性别。丁玲、草明、宋霖、袁静、郁茹，她们先后穿上了列宁装、干部服，她们的人生价值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和衣装去体现，而是依靠“纤笔一枝谁与似”，依靠和男人一样的奋斗，一样的工作，正像陈学昭一部小说的名字所昭示的：《工作着是美丽的》。
美出天然玉不如
40年代的大上海，尽管沦陷，尽管混乱，尽管多变，但它仍是一个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会。不管政治风云、军事局面如何动荡莫测，市民百姓仍然以自己的衣食住行为首要生活内容。当时的一首诗中说：“半壁河山土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心。”许多报刊杂志的主要内容还是广告、笑话、奇谈逸闻、影坛掌故、心理测试和生